社会反映论式绘画的陈疾新患

　　八五新潮以来的中国当代绘画，在内忧外患的重重夹击下一路艰难地走来。历经人文精神的降减与低迷、其它艺术媒介的冲击、图像文化狂潮的侵入……绘画在多重挤压和多元选择中定位、更新或变异，种种波澜不可谓不壮阔。跨入21世纪，似乎终于迎来了它的出头之日：绘画市场形势大好，一代代新人如雨后春笋，往日弃笔而从其它媒介者也重操旧业，一片盛世欢腾景象。然而，市场价格的飙升根本不能证明艺术价值的增进。毋庸讳言，近几年来随着大量资金的涌入和后殖民文化在国内的泛滥，当下太多非学术因素(商业炒作、政治献媚、趣味迎合)的介入，使得本就鱼龙混杂的艺术界更加的泥沙俱下，陈疾未清，新患丛生。　　当代绘画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庸俗社会学的盛行，由此引发符号化的图像制作之风潮。这种创作模式不外乎找到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并加以拼贴、并置、挪用等，认为这样就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状况。一种创作方法论即一种把握、驾驭对象的方式，这种创作方法论其实就是多年来流行的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推重的社会反映论(Social Reflection)——它将艺术作品和社会现实简单而机械的对应起来，认为一定的图像与一定的社会现实之间有着直接而单向的因果对应联系。于是，欲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状况，首要的是找到与该状况对应的图像符号。而且，依此种逻辑推演，这种图像符号与社会状况的对应关系当然越明确越好。于是，诸如天安门、领袖像、中山装、红线、熊猫、太湖石、工农兵、大白菜、可口可乐、麦当劳……等象征符号充斥当代绘画。艺术家的任务很明确——寻找相应的图像符号，而解读与阐释的过程也相应地变的轻松而一目了然。因为图像与社会意义简单而直观的一一对应，使得艺术作品已经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的浅显明了的插图，解读变成了看图识字。而且，在这种简单的图解过程中，当辨识完毕后，图像即失去继续存在的意义，既不能引发观者的深层思考，更丧失了绘画作为一种特定媒介所能提供的独特经验，和作为一种特定文化形态所能达至的独特认识——一种完全不能在其它文化形态和媒介中获取的经验和认识。这恰恰降减和抹煞了绘画无法被取代的独特功能和存在价值，无法达至唯有绘画所能涉及、介入的独特领域。　　这种“直达社会意义”的符号化创作方式，其实只不过是将关于社会状况的普泛化、常识性话语用视觉图像直白的转译、图解一遍而已。绘画失去了支持其存在的自身内在基石而沦为社会学的附庸。但持此种创作方法论的艺术家们认为他们作品中的符号呈现、表征和概括了中国当下的现实，于是我们会经常听到这些艺术家“xx是中国社会的一张脸”、“xx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符号”之类的自信话语。但是，果真能具如此效力吗?现实本身是多层面和多维度的，在缺乏个体的真切而深刻的体验和形而上思索的基础上，操持肤浅而陈旧的语言逻辑或创作方法，仅凭浮光掠影地搜罗到一些直观而粗略的表象后简单罗列，只能在非常浅薄而狭窄的层面上呈现、概括出一种其真实性堪忧的关于现实的表层拟像。这种绘画所产生的文化效应是很令人质疑的。当然，艺术再现的本来就是艺术家关于现实的理念(idea)，而非那个超验而自在的纯然客观现实。因为知觉本身是被语言化、媒介化的，关于现实的理念总是历史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再现现实方面艺术将走向绝对化的相对主义而无高下与真伪之分。因为，在再现现实方面的高下真伪，是由一定的文化逻辑系统来判定的。文化作为生产意义的表意(signifying)实践，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价值根源与判断标准。而在当代，如果认同现代性所希冀的福祉，那么，一种认识论上的深刻、严肃和价值论上的正义、崇高是理应秉持的基本文化理念。　　这类符号化绘画，其图像至多是日常生活中狭隘而表层的文化显象，粗略呈现和片面概括文化现实的最表层状态。这些吉光片羽无法触及现实的复杂、多元、异质和深层之处。甚至，很多绘画只是将瞬间的表层片断无度地扩展至所有语境中而已。那么，这种概括自然是虚假的。而且，这些图像大多并非是个体在真实而深刻的体验中创造性生产出的图像，除了部分摆拍式或抓拍式图像外，大量图像往往是从消费社会所生产的泛滥视觉产品中拾取而来，稍许加工甚至原封未动地复制入画面中。在画面中也并未将其纳入全新的上下文中以重新变换所指，生成形而上的深刻意涵。究其实，首先，它依然只是可视表象而已，其自身具有的原初所指并未改变。比如：对图像进行改写，只是经过润饰后把其原初意涵加以集中和强化;抽离、置换它的原有芜杂背景，只是让其原初意涵由模糊的泛指进一步转换、放大为明确的特指;挪用和并置，就是让几种意指不同“社会现实”的符号纯然地并置，直白地图示几种文化系统的杂糅和共处。那么，这类绘画所呈现的只是肤浅的直观表象而已。其次，更为致命的是，它们来自流行文化产品，或者更为直接地来自商业广告。其本质是消费主义文化系统的产物，是基于最大统计效应地凝聚受众和获取最高利润的目的、力求广泛和顺畅流通而生产的标准化和浅层化、符号化的拟像。因为在这个系统中，符号可以不依靠外在的现实为依据和所指，自我生产出对其有利的意象(image)并忽略、屏蔽、扼杀异质文化来构成同质的文化系统，并诱使主体认同该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其所崇尚的生活方式。当艺术家们以此种图像为源泉，以为这些商业拟像一一对应着某种社会现实，对号入座式地将其置入画面中，以社会反映论式的语言逻辑、修辞方式(也正是商业广告的语言逻辑、修辞方式，因为商业广告在推销其产品的同时，更主要的是推销其所倡导的由消费物品和符号来定义的生活方式，这恰好与社会反映论的反映生活相合)来处理它们后，这些绘画与商业广告在形态和功能上都趋于同一。按照该话语系统之图像生产方式创作的作品，只能是商业广告世界的同质化拟象，无法触及现实生活的多元的、真实的而异质于该话语系统的方面。因此，这类绘画不但是虚假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无益于使人对现实产生真实而深刻的认识，也无法提供关于存在的本真体验，反而作为同质性文化产品助长了商业文化话语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全面异化和对大众的进一步控制。(而且，滑稽的是：从商业广告的功能角度看，这些“以艺术之名”创作的作品，其感官冲击力和同质化效应往往尚不如许多“以广告之名”创作的广告——来源于广告而低于广告。)#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