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绘画消费群体主体成份的变迁

　　玄宗开元至德宗建中(713-780)，被称为唐代绘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对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几乎成为套路的一般解释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对外交流频繁。虽然这种解释不失其可信度，但由于历史上许多时期都具有上述相似的历史背景，因此，这种普遍有效的解释因为不具有针对时代的特殊性，实际上已变得整体无效。要寻求唐代绘画发展与前代不同的原因，尽管“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对外交流频繁”是一个基本的支撑，但关键的因素，却在于开元至建中完成了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即：决定绘画发展模式及途径的绘画消费群体的主体成份，由皇室转移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正是这一影响中国绘画发展一千余年的历史性转化，以及转化过程中所凸现出的层出不穷的消费需求，为唐代绘画的焕然求备、瑰丽灿烂提供了前提条件。　　一 唐初的绘画消费者结构　　在中国美术史上，绘画消费群体主体成份的变迁始于魏晋，对此，唐贞观时人裴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史》的序言中写道：“庖牺氏受龙图之后，史为掌图之官。……至虞夏殷周及秦汉之代，皆有史掌，虽遭艰播散，而终有所归。及吴魏晋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斯道始兴。”在这一不为学者所关注的序言中，裴孝源提出了唐以前绘画发展沿革的两个阶段：一是以皇室为主要消费群体的“虞夏殷周及秦汉之代”，一是“斯道始兴”的“吴魏晋宋”之代。虽然在文中裴孝源没有说明两个阶段转化的原因，也没有说明“斯道始兴”的“道”是指绘画之“道”还是藏画之“道”，但仍指出了魏晋前绘画消费群体以皇室为主体的结构特点，以及指出了六朝人对绘画的需求(即“斯道”)所呈现出的初“兴”之势。　　裴孝源意识到绘画消费者的主体成份自魏晋开始由皇室向民间下移，其观点并不虚妄。仅据《历代名画记》统计，魏晋南北朝画家为128人，短短的约三百年间，画家数量已是“虞夏殷周及秦汉之代”的8倍，这说明：由于魏晋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强化，绘画已背离了前代“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用性，更加走向审美自觉，并使绘画消费作为一种愉悦性情的精神消费形式，开始在当时的士族、高门中初显蔓延之势。对此，相关文献如《历代名画记》卷六载陆探微共计79余图中，为王公贵族所画的像就达57余幅之多，以及晋大司马桓温曾请兼善丹青的王献之为其画扇[1](卷10)，其子桓玄，性贪好奇，“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者，悉欲归己”[2](卷99)等等，也说明了这一趋向。　　不过，魏晋南北朝并没有完成绘画消费者的主体成份由皇室向士族地主的转化。因长年征战、民废耕桑、豪强割据、经济凋靡，加上绘画自身发展的稚拙和不成熟对绘画消费的制约，魏晋南北朝绘画消费普及的范围始终有限。文献资料显示，当时风行于上层士族社会中的主要享受性精神消费品不是绘画而是书法。宋人虞龢在《论书表》一文中，在谈到当时书法消费的盛行时就说：“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于是京师三吴之迹，颇散四方。”同时，他还例举了富藏书法的收藏家，如桓玄、刘毅、卢循素、新渝惠侯等，其中，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所收书法“招聚既多，时有佳迹”。但民间以审美为目的的绘画消费与风行的书法消费相比，则明显处于一种初始状态，其范围及规模都难与“古之珍奇，充韧内府”的诸皇家相媲美。无怪乎斐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录》的序言中只是说：“及吴魏晋宋，斯道始兴。”用词之慎，与虞龢形容书法消费“人无长幼，翕然尚之”相去甚远。可见，绘画消费单一的消费者结构在六朝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这种消费者结构一直延续至唐初。秉从皇室历来“恶以戒世，善以示后”的蓄画观念，大唐的皇帝们并没有改变皇室大肆蓄聚历代名画的历史惯例。唐政局稳定伊始，唐太宗即于贞观中叶数度下诏购求散逸民间的历代书画名迹;之后，开元十年(722)十二月玄宗命太子中允张悱充使搜访书画，天宝中又命徐浩任采访图画使博访图画;接着，肃宗命待御史集贤直学士史维则充使博访图书，建中四年(783)，德宗又命待郎徐浩、国子司业兼太原县令窦蒙、简较户都员外郎窦臮搜求书画①。在这些搜访的活动之中，数贞观年间所得名迹为最，张怀瓘在《二王等书录》形容为“四方妙迹，靡不毕至”。不过，贞观年间所搜名迹主要是书法，历代名画所占的比例很低：裴孝源在贞观十三年(639)八月著《贞观公私画史》时录官库画总计仅298卷，而同样是贞观十三年，内府书法仅王羲之就达2290纸，计128卷[3](卷4)。两者巨大的悬殊说明，在初唐皇室书画消费中，书法消费较之于绘画消费占有明显优势。　　由于初唐皇室藏画十分有限，远不能满足皇室绘画消费的需要。因此，为满足皇室各种各样的绘画消费需求，大唐皇帝还不断召当时著名画家如阎立本、阎立德、吴道子、李思训等进宫作画;同时还相继在秘书省、史馆、集贤院和翰林院等内外朝机构中设各种待诏随从和画直、画使等职进行创作。其间劳用人员众多，如仅画直就有：秘书省(武德初置)设立的图画直和丹青直②，史馆(贞观十三年置)设立的史馆画直③，集贤院(开元十三年置)设立的集贤院画直④等。这些应召画家、待诏随从及直使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服务于皇室的绘画生产群体。不过，该群体的存在，实际上仍延续着自皇室产生以来，绘画生产由皇室营运并具有官手工业性质的惯有模式。唐代略有不同的只是：加大了在民间的绘画搜访活动的力度，扩大了皇室绘画生产群体的规模，并完善了各图籍管理机构和内朝机构依相应职能对设置画家的分工。#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