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定古书画?
刘如璞作品
传世古书画鱼龙混杂、真伪杂揉,对每一个收藏、购买者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鉴定古书画—辨别真伪。书画鉴定的依据除了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外,还有印章、题跋、纸绢、着录和装演等。
一、印章“一字二画三印章”,这是鉴定一张画的次序。
一张书画往往有许多印章,有作者加的印,有收藏者加的收藏印,有鉴赏家加的鉴赏印等。通过印章,可以考察一位书画家的别号、字号、生年、第、乡里籍、家第、仕途经历、癖好志趣,还能了解这件书画的流传经过。印章为书画鉴定提供了重要的辅证。
唐宋时,作者在画上盖印很少见,而在书法作品上盖印,唐代已较普遍。元、明、清画家,一般画完后都盖印。书画中常见用印有:
人名别号印:
明清画家,除名字外,还有号、字、别号,常出现在书画用印中。一个书画家,往往有多种印章,如梅兰芳的绘画作品中,早年用“梅澜”,中年用“梅碗华”,张大千晚年用“大千居士”;唐伯虎晚年用“六如居士”。
室名馆堂号印:
古代文人墨客喜欢把个人起居、游憩、读书、藏画处,题上一个堂号,并将堂号人印,盖在书画之上。如齐白石的“悔乌堂”。
书画鉴藏印:
宋、元、明、清、现代都很常见,如“子孙保之”,“子子孙孙永保之”。
观赏印:
和收藏印差不多,但观赏印是观赏者替别人观赏后所盖的印,如“x x观赏”、“x x曾观”、“x x所见”、“x x借赏”。
记事印:
多数与绘画有关,记叙绘画过程中的好事或坏事、乐和悲等。如张大千两次赴黄山,故有“两到黄山绝顶人”,后又去一次,故又有“三到黄山绝顶人”;康熙赐王如台“画图留与人看”,故王刻“御赐画图与人看”之印。
官宦仕途印:
记叙作者仕途经历和官职。一种是得意,炫耀自己的官职,如唐寅做了南京解元,故有“南京解元”人印;一种是失意,发牢骚,如“一月安东令”,意即作者只做了一个月的安东县令。又如郑板桥的“七品官耳”,记载自己只做了七品芝麻官。
门第印:
反映作者的籍贯、家族、乡里、氏族等。如唐寅的“吴趋唐寅”,“吴趋”为苏州市的一条胡同名,即今吴趋坊,赵孟颇的“天水赵氏”。
行次印:
在唐代,行次很盛,尤在诗人中;明清则少,但人印者很多。如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瑾的“皇十一子”印。
箴言印:
将格言、成语、警句人印,如“温故而知新”。
古语印:
如“子孙世昌”。
诗文印:
有时是一首完整诗,有时是不完整的几句。清大画家石涛,画首常有“于今为庶为清门”(杜甫诗)。
纪年印:
表明自己X年X月生,X年中功名。如“生于丁卯”、“甲申进士”。
此外还有肖像印、宫廷印等。
固然,用印章来判断书画作品的真伪,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印章也有不足为据的方面,因为印章坚固耐久,书画家去世后,印章仍可存在,后人就可以藉此来作假。还有些假书画上铃盖着翻刻的书画家的印章,所以,在鉴定书画中只能作为辅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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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题跋书画的题跋有三类:作者的题跋,同代人的题跋和后人的题跋。
最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于是有许多作品仗着题跋而增加了后人对它的信任。但是,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如真画配上假的题跋、假的画配上真的题跋,各种各样的题跋作伪在鉴定实践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对作品的题跋要作具体分析。尤其是后人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据具体情况分析。题跋对书画鉴定是不是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如乾隆皇帝弘历的鉴定能力差,但好在许多书画作品上写字,妄加评说,将真迹当成伪品,而将伪品说成是真品。如元代黄公望的真本和伪本,他就弄颠倒了。董其昌经眼过的书画名迹也很多,但在品评上不严肃,其题跋也不能全信,而文微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态度比较认真。
另外,某个时代和某个书画家的题跋也各有特点,这也是鉴定工作中需掌握的。
唐宋以前(包括唐宋)绘画作品多不书款,即使有书款,也仅见于石隙缝间,或x x皇帝题字。
宋代书法作品一般都写款,也有写干支款,因人而异。如据今存郭熙画考证,其书款一般用干支款,《早春图》落款为“早春壬子年郭熙画”。
北宋末南宋初画家李迪,其书款既有皇帝年号,又有干支。如,“庆元丁已李迪画”,但其款一行到底,而无二行。
南宋马远、夏圭的题款都在边上,一般不书年号干支,仅几字。
元代书款,写款题诗词者很多,出现书、画相称的现象。元代出现“平头款”(两行的第一字齐平),而无“抬头款”(后一行比前行低一二个字)。元代为谁作画,直书其名,而无“大兄”、“先生”之类称呼。元代书款中,往往有“奉赠”、“见赠”、“奉寄”、“以赠”等字,这种风格沿袭到明初。
明代“吴门四家”落款各有特点。仇英一辈子作画,但只有“仇英育父制”一落款;唐寅早年有“晋昌唐寅”、“吴趋唐寅”、“姑苏唐寅”,晚年有“六如居士”、“子畏”;沈周落款为“长洲沈周”、“沈周”;文徽明,早年款为“文壁”(非“璧”),45岁左右以后,用“文微明”、“微仲”、“衡山”。
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字玄宰。有“字无玄宰,画无其昌”之说,即书法上落款“其昌”,画上落款“玄宰”,极少例外。
三、纸绢对鉴定书画的作用。
书画用纸和绢传统中国书画一般写画在纸绢上,所以,认识纸绢的时代特点,对于鉴定中国书画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各个时代的绢和纸在质地和工艺上各有其特点。前代的纸、绢后人虽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但后代的纸、绢前人是绝对利用不到的。摸清各个时代纸、绢的特点,至少可以排除用后代纸绢伪造前代书画的那些R品。
此外,书画家采用的纸或绢,与他的写画习惯、表现技巧等有连带关系。不同的纸、绢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写画,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一般说来,设色工笔画用绢较多,水墨写意画用纸较多。唐五代以前绘画,几乎都是绢本的。宋代以后,开创和发展了水墨写意画,纸本就渐兴起来。元代高克恭、郭界、方从义等人的作品,题材多为水墨云山,故多用纸本。而李衍双钩填色所用绢本能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故用绢本。
四、相关着录也是鉴定书画的重要资料。
着作和装横前人对于收藏过的或看过的画,往往写成记录,编为专书。这也是书画鉴定很好的参考资料。着录大致可分两大类:一是本人收藏的着录。如清代安岐的《墨缘汇观》、清高士奇的《江村书画目》等。另一类是经手或过目书画的着录,如清代吴升的《大观录》、清阮元的《石画记》。这些作者,多数在鉴定上下过一番功夫,虽难说无误,但很多是正确的。
中国书画十分重视装裱,各个时代装裱风格及质料各有特点。展子虔《游春图》是公认的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个人风格更无从印证。故此画的鉴定只能靠题跋、收藏着录和装演。该画卷首有宋徽宗赵估题鉴,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装演正是其中之一。
中国古代的书画,历史悠久,是举世瞩目的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历代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虽为薄纸一张,但其价值昂贵。为了牟取暴利,历史上不少画家和古董商人按着名画家的名声和墨迹进行造假。远在南北朝时期,我国的摹拓书画的技术已相当成熟,有些已达到真伪难辨的地步。对书画收藏者来讲,鉴定书画的真伪,自然成了书画收藏第一位的任务。而要进行鉴别真伪,就必须既要知其真,又要知其假,如不能知假,也就难以知真。因此,我们必须对书画的做假的各种情况,应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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