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珍妮小姐画像》评析

　　徐悲鸿《珍妮小姐画像》，纵136厘米，宽98厘米，布面油彩。画家签名在画幅的右侧偏下，为“悲鸿己卯”共四字。己卯为公元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徐悲鸿时年44岁，客居南洋。　　徐悲鸿与南洋的渊源颇深，而1925年在法国巴黎结识黄孟圭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契机。　　黄孟圭出身于福建南安望族，早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教育学，1925年获该校教育学硕士学位。同年黄孟圭转赴欧洲考察，后经中国驻法国总领事馆赵颂南总领事的介绍，而结识了时在巴黎留学习画的徐悲鸿。据相关资料的记载，黄、徐初次谋面就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两人在街边咖啡座，一谈就是四个钟头，相见恨晚，并约定次日到徐悲鸿家中欣赏徐的作品。”此后两人引为挚友，交往不断。如1928年夏天，已为福建教育厅厅长的黄孟圭，曾邀请徐悲鸿为该厅创作油画《蔡公时被难图》，而徐悲鸿则又通过黄孟圭的关系，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吕斯百、王临乙争取到了两名赴法留学的公费名额，这无疑只是两人交往中的一个例证。然而更重要的是在1925年黄、徐初识之际，徐悲鸿由于留学官费中断，处境已然极为困顿。黄孟圭不仅从自己有限的生活费中立刻拨出一部分来接济画家的生活，更在自己决定回国就职厦门大学校长之际，将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任经理的弟弟黄曼士介绍给了徐悲鸿。　　黄曼士，名琮，生于1890年，交游广阔，能讲多种方言，疏财好客，雅好艺术，收藏颇丰，所居又称“百扇斋”，在新加坡甚至南洋地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黄曼士的“解困之道”是邀请徐悲鸿到新加坡小住，介绍画家为南洋侨领画像，于是促成了1925年深秋徐悲鸿与南洋的首次结缘之行。徐悲鸿是在同年冬天抵达新加坡的，在芽笼35巷黄曼士寓所二楼住下后，热情的主人还特意将二楼的小客厅辟为徐悲鸿的专用画室。黄曼士先后介绍徐悲鸿为南洋侨领陈嘉庚、南洋富商黄天恩等画像，并得到了近万叻币的画酬。　　此后徐悲鸿曾经数度往来南洋，或是通过为人画像而获得善酬，或是旅行途中的短暂停留，或是专程抵达探访友朋。然而1939年徐悲鸿的第六次南洋之行则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因为这次造访的停留时间很长——徐悲鸿从1939年1月一直住到了1942年1月新加坡沦陷前夕，造访的范围有所扩大——不仅是新加坡，画家还到过印度、缅甸和马来半岛，更重要的是时代背景早已从往昔的和平年代转换为抗战的漫天烽火。据当时人的回忆，1939年1月9日下午徐悲鸿身着夏威夷恤，随身携带着1千多张书画精品抵达新加坡，而在码头上徐悲鸿向新闻界再三表示，此次南洋之行的目的是向南洋进行抗日募捐，并“将自己所能贡献国家，尽国民的义务”。而在这一宗旨的催动下，徐悲鸿不仅创作出了像《愚公移山》、《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激发民众抗战热情或反映民众抗战愿望的经典名作，同时也迎来了自我艺术创作的又一个高潮阶段。　　徐悲鸿在南洋创作的作品，在画种上可以分为国画和西画两个类型，而西画类型既包括油画、水彩，还包括为数不少的素描、速写等。而从徐悲鸿的油画创作来看，其在南洋创作的油画人物肖像，无论在整体数量上还是在精品数量上都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事实是20年代中期的徐悲鸿首先正是通过绘制油画肖像的具体方式在南洋打开了局面，奠定了自己的地位的。这一成功，一部分应归功于黄曼士对徐悲鸿艺术推广的某种偏重性策略——1925年黄曼士向南洋商绅推介徐悲鸿时，曾说过：“有钱有地位之人物，百年之后无人能知之者，惟有生前请名家画像，供后代研究名画时，同时考据画中人物，岂不是与名画同千古!”因黄言之有理，自然在南洋响应者甚众，并进而造成了这一类型作品在数量上偏多的客观结果;一部分则源自徐悲鸿艺术的自身——信奉欧洲写实主义精神的徐悲鸿，通过肖像性油画创作的途径，已经充分展现出自己在题材统合、人物塑造、神情刻画诸方面的精湛技巧，并与中国人物画的传统拉开了距离而呈现了某种与众不同的魅力。虽然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是由于这些肖像性油画大多是当地名人商绅的定件，故而还是可以借助于受画者为这些定件所支付的高昂画酬(譬如《陈嘉庚及其家属画像》2500叻币)，看到他们对徐悲鸿艺术创作的“心悦诚服”和“心满意足”。#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