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话民间收藏60年

1994年3月27日，著名书画鉴赏家徐邦达为中国嘉德首拍敲下第一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间收藏活动经历了从低潮向高潮、从少数人向广大群众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使地主老财的家当被分给贫下中农，除极少数开明人士外，农村已无收藏意义上的大户人家;在城市，收藏文物的各界人士常将珍藏献给国家，如北京张伯驹、天津周叔弢、上海潘达于、合肥刘肃等，郭沫若、郑振铎等文化要人更是将收藏的甲骨、陶器等悉数交给国家。这些慷慨捐赠，缓解了故宫等处大量宝物被运至台湾而造成博物馆藏品不足的窘境。

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文化街淘宝的“老外”成为街头一景

　　低潮期的收藏主题

　　1956年前后，国家对私营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古玩店成为公私合营的文化商店。那时，一位部长的工资约三四百元，一位科长的工资也就70元。在工资偏低情况下，收藏活动处于低潮。但仍然有少数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从微薄的工资和稿费中省吃俭用，为自己也为国家收藏，如田家英、邓拓、李一氓等。文物也不太贵，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地书画古玩店的一幅明代王铎大幅草书标价80元，赵之谦篆书对联一副20元，黄胄绘的新疆少数民族舞蹈女孩画作也就几十元一幅。

　　当时唯一大众化的收藏就是邮票了，面值不高的邮票成为老少咸宜的收藏。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如苏联卢布、戈比面值的盖销票，匈牙利、捷克的体育邮票，波兰的花鸟邮票，甚至是西欧圣马力诺的体育邮票，都是集邮爱好者追逐的对象。邮票交换也成为当时大众流行的收藏活动。

　　其后的社会动荡造成收藏的巨大损失。“大跃进”热潮中，一些收藏古钱和铜铁佛像的人士，将成筐的铜铁古钱和明清铜铁佛像及艺术品捐出支持“大炼钢铁”，化为堆堆废铁。“文革”中的“破四旧”是文化艺术品的劫难。在抄家最严重的北京，有一定身份或名望的民主人士、被打倒的“走资派”、有旧家庭背景的居民均遭厄运，木器家具、古玩、书画、古籍图书被整车整车地抄走，或送到造纸厂化成纸浆，或被“红卫兵”毁掉，也有的送到了文物部门。没有被抄家或没有被抄走的古旧物品或书画，所有者也悄悄处理了，以免招惹祸端。当时，北京地安门聚珍斋古玩店收购一幅清末书画大家张之万大幅山水才6元，杨守敬对联一副3元，冯玉祥对联一副1.5元。

　　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谁敢谈收藏古玩书画?唯有江青、康生等人，对抄到的文物巧取豪夺。这一时期，唯一没有中断的收藏就是集邮，“文革”邮票是收藏新宠。新的收藏品类是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各种版本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精美的毛主席像章，几乎是人人皆藏的宝物，成为热极一时的收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