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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渝:高居翰治画史每每有奇想异论

作者:收藏爱好者 2016-05-30 09:58:11
高居翰为研究而制作的卡片  1967年左右,我成为高居翰老师的学生。  老师教大学部学生十分严肃,可是给我们上课却完全不一样。

高居翰为研究而制作的卡片

  1967年左右,我成为高居翰老师的学生。那时加大艺术史系在学校的总图书馆内,老师在顶楼有一间办公室和连接的一间研究室,我们七八个中国绘画史主修生就在四壁都是他的藏书的研究室上课。

  来自台湾的我没有艺术史基础,从台大外文系毕业的英文也很拙涩,学院专业训练更是不足,例如我的美国和华裔同学们编写注释、书目毫无问题——台湾的大学教育至今仍不看重这些事——我却要样样从头学起。初开始时真有些紧张。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课堂上大伙把中国画家名念得稀奇古怪,山水画一律称为“landscapes”,只有我发音正确,背得出典雅的个别画名,这才松了口气。

  老师教大学部学生十分严肃,可是给我们上课却完全不一样。想必因为我们是他首届研究生,特别宠护,又因当时正值自由开放的1960年代,伯克利校区尤以造反有理出名的缘故,于是上课时我们难得遵守纪律,七嘴八舌随时打断别人,总要为画作真伪、论点同异等吵个不休,谁也不听谁的。老师坐在长桌的那头,有时拿着烟斗,并不维持秩序,只是笑眯眯地看着,等我们吵完再说。对他以后提出的什么评语或见解,我们不顾辈分也一样胡乱攻伐,这时老师就会涨红了脸,提高了声调为自己申诉,却制服不了我们。这样上课甚是具有民主精神和活泼有趣,师生之间滋生了一种纯真亲切又长久的友谊。

  往往在期末的某天,老师会用整堂课的时间,像学生一样,也选一个与本学期主题有关的题目作一次口头报告。这每一回的口述示范总让我看得、听得出神,在半个世纪以后的此刻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感动。

  老师治中国画史每每提出奇想异论,为传统画学所意外,特别是在处理17世纪以后的画史时,例如倾爱吴彬、提升张宏、推崇明末变形主义,认为躁郁症(而非民族意识)是成就八大山人风格的主因,以及近日专致于通俗“美人画”等,而且无论是上课还是著述,重点都放在画作上,强调作品本身作为视觉艺术的价值和读者的阅画经验,倡示一种或可称之为“图析法”或“目鉴”的视觉性研习法(visual approach)。西方用这种方式来研究美术史并不稀奇,喜欢追究题跋、印款、画论,以及偏重政治、社会、哲学思想等的传统中国画学,尤其在半个世纪以前,却甚是稀奇,而且亟待勘探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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