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渝：高居翰治画史每每有奇想异论

高居翰为研究而制作的卡片

　　1967年左右，我成为高居翰老师的学生。那时加大艺术史系在学校的总图书馆内，老师在顶楼有一间办公室和连接的一间研究室，我们七八个中国绘画史主修生就在四壁都是他的藏书的研究室上课。

　　来自台湾的我没有艺术史基础，从台大外文系毕业的英文也很拙涩，学院专业训练更是不足，例如我的美国和华裔同学们编写注释、书目毫无问题——台湾的大学教育至今仍不看重这些事——我却要样样从头学起。初开始时真有些紧张。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课堂上大伙把中国画家名念得稀奇古怪，山水画一律称为“landscapes”，只有我发音正确，背得出典雅的个别画名，这才松了口气。

　　老师教大学部学生十分严肃，可是给我们上课却完全不一样。想必因为我们是他首届研究生，特别宠护，又因当时正值自由开放的1960年代，伯克利校区尤以造反有理出名的缘故，于是上课时我们难得遵守纪律，七嘴八舌随时打断别人，总要为画作真伪、论点同异等吵个不休，谁也不听谁的。老师坐在长桌的那头，有时拿着烟斗，并不维持秩序，只是笑眯眯地看着，等我们吵完再说。对他以后提出的什么评语或见解，我们不顾辈分也一样胡乱攻伐，这时老师就会涨红了脸，提高了声调为自己申诉，却制服不了我们。这样上课甚是具有民主精神和活泼有趣，师生之间滋生了一种纯真亲切又长久的友谊。

　　往往在期末的某天，老师会用整堂课的时间，像学生一样，也选一个与本学期主题有关的题目作一次口头报告。这每一回的口述示范总让我看得、听得出神，在半个世纪以后的此刻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感动。

　　老师治中国画史每每提出奇想异论，为传统画学所意外，特别是在处理17世纪以后的画史时，例如倾爱吴彬、提升张宏、推崇明末变形主义，认为躁郁症(而非民族意识)是成就八大山人风格的主因，以及近日专致于通俗“美人画”等，而且无论是上课还是著述，重点都放在画作上，强调作品本身作为视觉艺术的价值和读者的阅画经验，倡示一种或可称之为“图析法”或“目鉴”的视觉性研习法(visual approach)。西方用这种方式来研究美术史并不稀奇，喜欢追究题跋、印款、画论，以及偏重政治、社会、哲学思想等的传统中国画学，尤其在半个世纪以前，却甚是稀奇，而且亟待勘探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