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的“图说中国绘画史”

　　原标题：“书读起来好像读小说一样”并非侮辱

　　美国知名中国绘画研究者高居翰(James Cahill)今年2月14日下午2时在其美国加州家中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88岁。作为一个在异域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研究且著作颇丰的中国古代绘画史的学者，他的离世，无疑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

　　尽管高居翰先生的观点不无争议，他对于中国绘画的精神或许仍有“隔”处，但高居翰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的真诚热爱与认真研究是让人感动的，而其中尤有意义的是他的研究方法与“他者”视角，《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特刊出其未刊的《图说中国绘画史》新版序言及部分病床日记，以及对其追忆与学术争鸣的文章，以纪念这位难得的西方学人。

　　高居翰

　　重读写在半个世纪以前，1960年出版的《图说中国绘画史》，经验颇为奇特，我好像在读一本别人的著作，而此人我不是从未谋面，就是好久没想起他了。他是一个比现在的我更好的作者，可他也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其中一些在今天的我看来，似乎是执迷了点。我很高兴能回顾一下当时书写的情况，谈谈有关的几件事。

　　首先讲讲一个年轻又无名的我是怎么起笔的故事——那时我正忙手写博士论文，所以还是个研究生。当时最著名也是最好的美术书籍出版家艾尔伯特· 史基拉(Albert Skira)决定出一套新的亚洲绘画丛书，请当时同样著名的喜龙仁(Osvald Sirén)写中国绘画部分。但是那时喜龙仁刚出版七大册中国绘画史，签有一纸若干年内不可撰写另一本中国绘画史的合约。他自己没法做这事，又不情愿把这个机会让给博学的同侪们——他恨他们，他们也恨他——就跟史基拉说，何不问问这青年美国作者James Cahill?于是我在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 (Freer Gallery)工作的一天，大人物艾尔伯特·史基拉光临，走进当时正在写阿拉伯绘画卷的瑞查·艾廷浩森(Richard Ettinghausen)的办公室。瑞查把我叫进去，介绍我，我马上就跟史氏说该由谁写，名单从我老师罗樾(Max Lehre)开始。史氏打断我：“就要你写。”一听，差点没掉穿进地板里去，这真是太意外了。

　　当时史基拉因以极具创意的方式出版各种漂亮的美术书籍而在业界享有盛名：他书中所有的图片都跟文字同步编排，而不是聚放在文末，同时还附有大量的局部细节图片，张张笔线清晰，又全是彩色的。他熟识欧洲绘画，有时自己选择画作，然后雇请别人连图成章撰写叙文。对叙文他是不太在乎的，别人写的部分他既然认为无关紧要，也就把书都算成了他自己的著作。但是对中国绘画他一无所知，于是这回只好全靠我。写中国卷的时候，每隔两星期他来纽约处理业务，我就从华盛顿特区过去，跟他磨一个晚上，把选好的图片拿给他看，征求同意。我带他去拜访纽约地区的两位著名收藏家，王季迁和翁万戈先生。史基拉觉得两位的姓氏颇为有趣，很喜欢念在口中，老是问我：“你说的是王先生还是翁先生?”可是，对我的画作选择他开始抱怨起来。记得一次他跟我说：“石头和树， Cahill先生，石头和树，你拿来的就是石头和树，我的读者要看的是人、房子，还有故事。”我得跟他解释为什么最好的中国画是山水画，而山水画大半都是石与树，间或有些空处，有些屋舍和人物等。整个晚上我们往往就这样度过，先去酒吧，再去吃饭。此时史氏的酗酒问题已经很严重，一晚下来越发语无伦次，等到我们走进顶级饭店如“四季”时，他可能已经没法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