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章：高居翰画史印记

　　高居翰（后排左一）与张大千（前排左一）的合影

　　传统的中国绘画史学，往往离不开画家生平的考证、画作题材与个性风格、流派的分析，或者一些通识性史实叙述与资料的累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料的挖掘与占有似乎已成为绘画史学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途径。在读了高居翰多本绘画史论著以后，几乎完全颠覆了这种治学模式。

　　从最初读其早年的通史著作《中国绘画史》，到后来陆续搜罗到的《山外山》、《气势撼人》、《江岸送别》、《诗之旅》、《不朽的林泉》、《画家生涯》等，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一反美术史论著枯燥乏味的常态，充分展示其知识与智慧的光芒。在我阅读美术史的体验中，可以说，高居翰的著作是唯一能集史实、观点与文字魅力于一体的学术论著。第一次读高居翰论著时，便有一种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感觉。在条分缕析的论证中，在行云流水的畅叙中，在饱含激情的叙事中，一向板着面孔考证与论述的绘画史，变得分外亲近与亲切。近十数年来，很多纯学术性、受众面较窄的论著连续登上畅销书榜，高居翰的著作便占据很大分量。

　　毫无疑问，绘画史的研究离不开编年、地域、画家生平、绘画风格、传承、影响等因素的考察。基于种种因素，绘画史学的传统中，已经形成了很多程式化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正在逐步消减人们对美术史的兴致，尤其是对初入此门的青年后学者。高居翰的论著，却正好在此消减过程中，给予一个反作用力，将众多美术史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引入桃花源中，尽享思想的盛宴。

　　正如高居翰自己所说：“我有意将各种多元的因素交织起来，以便针对艺术家及其画作，进行更为丰富且复杂的论述：地域、社会和经济地位、理论立场、对传统所持的态度等因素，都在讨论之列”。这种反传统的史学方式，正好为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参照体系。

　　作为一个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绘画史学者，高居翰被很多人诟病的是他并不熟悉中国画的笔墨。或许，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正是他的优势。他以一个域外人特有的视觉，完全在一个新的西方语境中审视中国绘画演变的历程，因而给人以全新的美术史体验。正因为如此，对于在传统画史上并不受到重视或重视不够的画家，因其作品的独特而受到他的垂注。典型的例子便是晚明时代的张宏。在通过对张宏为数众多的实景画解读中，不仅看出其来自欧洲影响的可能性，更“将他从原来不受中国画史垂青的处境，提升并尊奉为卓越、具有原创性且极为引人入胜的画家”。这样的例证在恽向、邹之麟、吴彬等人的研究中，均可见到。

　　一直以来，对于绘画史的研究，是画家的历史还是作品的历史问题，中外学者有着迥然不同的论点。在高居翰的笔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品的历史，更看到文化背景、画家才华与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绘画演进史。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高居翰系统地观摩了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内的主要艺术机构收藏的名家翰墨。他还和很多传统中国书画鉴藏家一样，不仅和很多书画鉴藏家如王季迁等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有机会饱览其私家珍藏及相互切磋，自己更身体力行，收藏书画。在景元斋藏画中，可以看出其不逊于中国收藏家的眼光。这些不同于一般汉学家的书画鉴藏活动，无疑助长了他对中国绘画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这也是其画史研究具有超强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原因之一。

　　文章刊登于《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