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价值不容抹煞

　　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判断离不开对于现代性的认识，问题在于对现代性如何认识，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美术界成为值得争论的问题，原因有两个：

　　其一，现代性的普遍性原则在西方后现代思想家那里受到质疑和批判，由此引入关于差异性的分析，于是中国现代性或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似乎找到了某种理论根据;

　　其二，中国社会自80年代以来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官方已意识到表达上变幻体制话语使之和现代性问题衔接的重要性，一些身居体制或意欲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现代性特殊论的辩护士。

　　这种话语“共犯”使话语本身变得复杂，也导致了论争的不平等，即自由知识分子在和体制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争论的时候，处在边缘和外围，而且要冒着冲撞体制的危险。当然，“社会并不如一张网，专门在等待飞翔的人”(鲁迅语)，既然问题已经提出，争论也就不可避免。

　　我们先来看看后现代思想家是如何讨论普遍性原则的。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至今，政治化的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国家掌管的科技进步成为统治合法化的理由。从生产劳动出发谈论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技术理性。而当今社会的主要问题正是技术理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对社会道义的歪曲。理性更为根本的方面是立足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把对现代性的分析集中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上，相信交往理性可能以非革命的方式建立合理社会。但由于交往理性本身同样置身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所以也需要自我批判。哈贝马斯追求交往理性主体的整体共识，所以仍然维护着启蒙理性中的普遍性，强调理性、意义、价值等确定性观念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也因此成为现代性原则的捍卫者。

　　福柯则认为，普遍性不能超越历史，它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应该得到保存的不是启蒙运动开创的普遍性，而是对启蒙运动本身的思考，以揭示理性兴起的历史条件。普遍性是历史的变量，是不断变化的批判性思考，是对现时处境的审视和对文化合理性的检讨，是对被认为是普遍的和必要的东西——制度、规则、权利关系——的提问与质疑。如果说福柯是从时间维度来批判现代性的，那么，利奥塔可以说是从空间维度来讨论启蒙理性。利奥塔认为不存在一个巨大的、唯一的、普遍的理性，只存在多种多样多元的理性，至少存在各自独立的理论的、实践的和美学的理性。启蒙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假定理性的同一性和绝对性，认为理性在任何情况下一成不变，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因为这种认识会使某种理性比如工具理性成为唯一合法的东西，而这正是当今世界的问题所在。利奥塔反对由某种理性或某些理性引申出来的叙事霸权，不相信唯心主义关于理念的神话、历史主义关于意义的神话和启蒙主义关于解放的神话等等宏大叙事，因为这些被称为“元叙事”的宏大叙事中包含着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的成分。所以，利奥塔拒绝用固定不变的逻辑、规律、原则、公式阐释世界和衡量社会，强调批判与揭示、多元与宽容、区别与差异等等。

　　的确，在西方后现代思想家那里，有一种尼采式的重估现代价值观念的怀疑精神，也有一种现代思潮中贯穿始终的批判精神。这种怀疑和批判体现为对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及其文化权利的自我反省。正是对知识本身、对公共标准、对自身地位的自觉意识，后现代知识分子揭示了隐蔽的社会结构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从而对后工业时代的政治实践和人的真正解放产生积极意义。从艺术角度讲，则是强调对边缘、弱势、底层和野地的关注，使非优势、非主流、非中心、非体制的文化问题成为批评关注的焦点。

　　显而易见，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普遍性原则的否定是有前提的，他们从来没有、也不会去否定自浪漫主义以来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个人自由的优先权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前提条件。他们的锋芒所指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控制、压抑、阻碍甚至取消这种自由。现代性中包含的个人自由既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又包含着差异性的基因。强调差异并存，如第三世界文化、移民问题、女性主义、同性恋等等，正是基于对身处差异中的人的尊重。在这一点上，不论是哈贝马斯，还是福柯、利奥塔，并没有根本的分歧。这里并没有为专制主义的集权意识留下可乘之机，以至可以利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所谓“差异性”来沟通后现代思想家对启蒙话语的批判。启蒙主义对个体价值的强调，是现代社会合法性和现代思想合理性的基础，是专制统治和集权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并非有差异就有价值，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差异，如果是专制与民主、操控与自由的区别，前者恰恰是我们要反对、要批判的东西。#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