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挚友宋荦之书画鉴藏

　　清初康熙皇帝的宠臣宋荦，与曹雪芹祖父曹寅、李煦等有着不同寻常的私人友谊。宋荦时任江苏巡抚时，曹寅正任江宁织造，其妻兄李煦时任苏州织造，三人同地为官，又与朝廷关系极为密切，诸多史料亦记载三人之间较为融洽的情谊。如曹寅《楝亭集》中的《萁治亭后竹径和牧仲中丞韵》《宋牧仲中丞见招深静轩旧为官厨中丞新辟以款客奉和二韵》《商丘宋尚书寓近书院往来甚适漫志三首且订平山之游》等篇，足见他们之间的友谊笃厚。此外，宋荦和曹寅还经常被康熙皇帝授命整理编纂古籍(王利器《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负责接驾康熙的屡次南巡(宋荦《西陂类稿》)，修缮朱元璋之孝陵(张玉书《文贞公集》卷六“驾幸江宁纪恩碑记”)等。实际上,宋荦还是有清一代极为著名的古书画收藏、鉴定大家，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

　　近年来，伴随红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曹雪芹家世考证的组成部分，宋荦的相关研究亦进入到一些学者的学术视野中来，如雷广平先生的《曹寅、李煦与宋荦》，是文主要从“康熙皇帝的宠臣”与“曹寅、李煦的挚友”两个方面研究宋荦，对于书画鉴藏的着笔仅寥寥几笔带过，并没做深入研究。实际上，宋荦在清初的政坛与文化圈都甚为活跃，他与孙承泽、王崇简、熊伯龙、周亮工等，都曾时相过从。他交往的主要是文人官僚，不仅仅是曹寅，诸如毛奇龄、王士祯、汪琬、魏裔介等，都和宋荦有过交往。在当时的书画家圈子中，宋荦主要交往的有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翚、柳愚谷，“江西派”的罗牧、苏州的王武、吴远度、梅雪坪，“常州派”的恽寿平等著名书画家。

　　鉴于如许社交网络，更兼宋氏喜好收藏品鉴古代书画，由之成为当时著名的古书画鉴藏大家。

　　清 毛奇龄 行书七言律诗 120.5cm×58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一、宋荦其人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又号绵津山人，晚号西陂老人，河南商丘人。据《清史稿》记载：顺治四年(1647)宋荦即应召以大臣子列侍卫，第二年又试授通判(知府的辅助官员，正六品)，后因母丧而去职。康熙十六年(1677)，授理藩院院判，不久就升任刑部员外郎(从五品，但却是中央官员)、刑部郎中(正五品)。康熙二十二年(1683)宋荦任直隶通永道佥事(道台的属官)，三年后就升任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主管全省司法、刑狱、监察和驿传)、江苏布政使(从二品，主管一省民政、田赋和户籍等)。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宋荦就坐到了吏部尚书的位置，吏部位列六部之首，从一品，满、汉各一人，职位极为重要，与皇帝关系甚密，有单独上奏言事的权利。三年后，他因年老而乞罢，至此结束了长达六十余年之久的官宦生涯，极尽富贵显赫，年八十而殁。宋荦与康熙皇帝关系密切，这种关系早从他们的父辈就已经开始。宋荦的父亲宋权，字元平，原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在顺治元年曾任明朝的顺天知府，驻守北京密云。其后，多尔衮率军入关，宋权率众投降，官职依旧。顺治三年(1646), 升任国史院大学士(正一品)，后加太子太保衔，顺治九年(1652)殂落。宋权有功于清王朝，且仕途通达，而宋荦的资质颇有时誉，他居官勤慎，很受康熙信任，并曾称赞他道：“岳牧之选，实惟重臣。寄以封疆，千里而远”“控摄文武，统驭官司。绳违科慢，宣德布慈”“职汝之由，是曰旷坠。轸我之玩，保厘悉赖”(康熙《督抚箴》)。同时，宋荦颇有文采，其诗与王士祯齐名，著有《西陂类稿》《筠廊偶笔》《沧浪小志》《漫堂墨品》《怪石赞》《绵津山人诗集》等。宋荦也擅长书画，其山水笔墨苍秀，构图谨严;水墨兰竹疏逸潇洒，传世作品尚有《夏日山居图》《松壑流泉图》等。#p#分页标题#e#

　　清 汪琬 五言绝句诗 132.9cm×49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二、宋荦书画收藏概况及其归宿

　　宋荦的私人收藏，其来源主要有父辈承继、个人购买、官宦赠送以及家人购买等几个途径，其中康熙皇帝对他的赏赐极为重要，该途径是奠定宋氏丰硕藏品的重要基石之一，这一点却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康熙四十四年(1705)，玄烨赐他御书御制诗一幅，不久又赐他御书诗扇一柄。对于此事，宋荦欣喜备至，不禁提笔写道：“六月苦旱，忽蒙恩赐御笔书扇二柄，旋得大雨，恭赋纪事写道：‘忽惊宠名九霄临，习习清风传蓟北。近臣捧赍宝光歊，御书二扇蒙天赐……’” “喜此南国庆丰登，野老恬熙安作息。须知太平有本原，端自吾皇手中得”(王利器《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康熙赏赐给宋荦的诸多翰墨名迹，多数庋藏于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经他收藏过的法书名画，其上大多钤有如下印章：“臣荦”“字牧仲”“宋荦私印”“牧仲”“宋荦审定”“西陂”“长揖古人”“荦”圆形印章、“漫堂珍藏”“西陂诗老书画府印”“宋氏牧仲”“商丘宋氏收藏图书”“纬绣草堂画记”“商丘(邱)宋荦审定真迹”等。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经由康熙帝赏赐的藏品如下：

　　汉代锺繇《荐季直表》真迹。

宋 黄庭坚 寒山子庞居士诗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现藏故宫博物院)，佚名法书《朱巨川告身》(现藏故宫博物院)。

　　宋代徐铉《私诚帖》(现藏故宫博物院)，范宽《雪山萧寺图》，蔡襄《虚堂诗帖》(现藏故宫博物院)，沈辽《秋杪帖》(现藏故宫博物院)，苏轼《治平帖》(现藏故宫博物院)，李之仪《汴堤帖》(现藏故宫博物院)，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现藏故宫博物院)，米芾《蒸徒帖》(现藏故宫博物院)、《道味帖》(现藏故宫博物院)、《面谕等九帖》(现藏故宫博物院)，王诜《烟江叠嶂图》(现藏上海博物馆)和《梅竹聚禽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王升《首夏帖》(现藏故宫博物院)，孙觌《牙兵帖》(现藏故宫博物院)，李唐《濠濮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赵佶《闰中秋月帖》(现藏故宫博物院)，吴说《九帖》(现藏故宫博物院)，朱熹《生涯帖》(现藏故宫博物院)，陆游《尊眷帖》(现藏故宫博物院)，文天祥《木鸡集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元代赵孟《红衣罗汉图》(现藏故宫博物院)、《苏轼烟江叠嶂图诗并沈周文徵明补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抚州永安禅院僧堂记一册》《写经换茶图卷》(现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王绎《杨竹西小像》(现藏故宫博物院)。

　　明朱瞻基《戏猿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唐寅《杏花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仇英《仿赵伯驹炼丹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董其昌《江山秋霁图》(现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宋荦的书画藏品以宋元居多，而且大多流传有绪。这些藏品上大多钤有宋荦父子的印章，另外尚有一些经由曹寅、周亮工、梁清标等人题识，以图像实物的形式证实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往来。就收藏类别来言，似乎绘画藏品较书法为少，但却整体质量较高，许多画作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p#分页标题#e#

　　如元人王绎的《杨竹西小像》，纸本墨笔，由王绎画像，倪瓒填补竹石。后幅有元代郑元祐、杨维祯、苏大年、马文璧、高淳、释静慧、王逢、茅毅诸家的题识，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传世作品。画中的杨竹西是元代著名文人，交游广泛，王绎为之画像，倪瓒补图，其后诸多文人名士题赞，以至于被清代的鉴藏家吴升赞誉为“文采风流，照耀一世”。技法处理上，人物面部细笔淡墨勾勒，衣纹用简练的铁线描，造型准确，代表了我国元代肖像画艺术创作水平。清朝入关以后，统治者大力搜求前朝书画古玩，皇家的收藏不仅远较私人藏品丰富，而且明显超过明朝。

　　基于此种背景，大量流散于私人藏家的法书名画逐渐荟萃于清内府，尤其是清高宗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乐此不疲。清乾隆一朝，中国存世的唐、宋、元、明古代法书名画，几乎收罗无遗，这些藏品大多被编入《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正、续编，计有数万件之多。嘉庆皇帝继位后，又续编三编，窥观这些著录，不难发现清代乾隆时期的皇家书画收藏，是继北宋徽宗宣和内府后的最大一次集中。毋庸置疑，乾隆在搜觅传世法书名画时，采用了诸多不尽符合收藏行规的手段，要么抄家归公、要么变相献纳、要么酌情收购、甚至强行夺取等。宋家虽与皇室关系密切，切身利害使得宋荦后人多以献纳的方式将其书画藏品尽数上缴。早于梁清标的冯铨、孙承泽藏品亦先后为乾隆皇帝所有。一向精明过人的高士奇以及家财万贯、励志括囊天下名画的山东张先山父子，他们的藏品最终也到了乾隆手中。苏州古玩大家归希之，其藏品多不示人，乾隆却用一道圣旨将其充公，掠夺之迹昭然若揭。宋荦父子两代人的经年收藏，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亦无法逃脱乾隆的眼睛，后经大将军傅恒从中斡旋，宋氏藏品亦最终归入乾隆内府，成为皇家书画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限于宋氏藏品的数量巨大，且分藏于海内外的各个博物馆，其间究竟有多少反映宋、曹两家往来的史料尚难以澄清。毋庸质疑的是，作为曹寅和李煦挚友的宋荦，其藏品上有许多经由曹氏题识的文字，它们无疑从图像的角度，为学界研究曹雪芹家世提供了另一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