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画坛体制及其对中国画的影响

　　20世纪已经接近了它的尾声。在将近一个世纪的进程中，传统中国画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动荡不安，也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由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西方文化的冲击，社会政体的变迁，使中国画原有的“生态环境”不复存在。它既被抛到一个新的环境之中，就不得不为适应新环境而不断做出艰难的选择。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政体先后发生两次大的变动，一次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国民政府的建立，它标志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向了一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个新政权的建立，由于其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给中国的社会结构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传统中国画的延续与演进，无不与这个不断变革的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所引起的画坛体制的变动，更与中国画的命运相系。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对建国后30年画坛体制结构与社会环境的考查，了解其对中国画所产生的影响。　　面临“必然淘汰”的中国画　　在本世纪的中国，共和国的诞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它正好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均等地切分为“两半”。新政权的诞生，意味着除台湾以外的整个中国从此进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之中。而这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再次将传统中国画置于一种新的历史情境之中。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更使中国画家再度面临一次新的考验。这考验首先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活上的无着落，二是艺术上的被冷落。李可染曾在195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生动地谈到了这种情况： 　 　　自从人民以掀天动地的欢欣热情，欢迎人民解放军进人了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封建王朝残余思想的堡垒——一切一切都在起着空前急遽的变化；曾经被买办官僚支持着的中国画市，突然断绝了主顾。不少画铺改业了，很多中国画家无法维持生活，使中国画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冷落，因之助长了某些人对中国画命运的忧虑……⑴　　社会体制的改变，使画家的“饭碗”问题提到第一日程上来。因为在旧中国，有相当一批国画家是靠卖画为生的，社会的骤然转变一下子断了他们的财源。后来虽然有“北京市国画生产合作社”这样的商业性组织出现，但因买主的消失，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1957年，“饭碗”问题还依然存在，在文化部和中国美协的整风座谈会上，不少国画家的发言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解放后没有一个人不要求进步，问题在于没有人管。直到现在很多画家生活问题没有解决”（王雪涛）；“我是解放后不得已改行，现在在做文书工作”（刘君礼）；“国画家的困难必须早日解决，现在有的画家画书签，一张九分，画十张才九角，十张书签的代价只能换一张故宫印的古典绘画复制品”（高阆仙）。⑵ 但生活上的问题毕竟还只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对于更多的画家来说，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艺术上的被冷落。新政权的诞生，一切都要按照新的建国方针行事，文化艺术事业自然也要纳人这一总渠道中来，服从于新的社会要求。加之新政权还刚刚建立，需要民众的广泛支持，需要巩固和发展。特别是面对国际敌对力量的包围和封锁，更需要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在这种形势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要求文艺要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求文艺要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表现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反映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要歌颂党的正确领导，歌颂领袖的英明伟大，要使文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面对这样的时代要求，国画家深感力不从心。不仅山水、花鸟画家感到为难，就是人物画家要从古装人物转向现实生活也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便是中国画家在历史转折的最初几年中出现的尴尬。　　面对这样的情况，轻视民族传统绘画的虚无主义情绪开始滋长，“中国画必然淘汰”、“中国画不科学”的论调也开始出现： 　　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⑶。 　　中国画的山水画是山林隐居，花鸟画是风花雪月，都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等有闲阶级服务的……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今后只有一种世界性的油画，中国画必然淘汰。　　中国画没有透视和解剖学、缺乏质感、不科学…… ⑷　　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画穷途末日”论仅是出自一个无权无势的青年人之口，那么在建国初期出现的这些言论却是来自一位美术界的当权者，这就难怪国画家们听了“噤若寒蝉”，“得到中国画必然淘汰的断语，很象判决一个死囚一样，真使我浑身茫然”⑸。 　　在当时，对传统绘画所取的这种虚无主义态度还不仅来自美术界的个别领导，类似的观点在不少文章中都有明显的表露：　　气韵、笔墨等形式主义，论文、题词等文人玩艺，都不再是画家追求的方向了。绘画应是表现“人”的集体生活及其思想感情，因此它必须写实。表现现实的真实性、思想性、教育性才是绘画最高的境界，因此山水、花鸟“四君子”便再没有发展的余地 ⑹。 　　中国画的被冷漠还表现在教学上。建国初期的中央美术学院及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均只设绘画系而无国画、西画之分。而在绘画系的教学中又很少安排中国画课程，致使学生对传统绘画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1954年绘画系一分为三：彩墨画、油画。版画。以“彩墨画”这一概念取代“中国画”或“国画”这一概念，显然意在消弱它在一个新兴的国家中的“正统”地位，使它从一种具有民族精神内涵的独特艺术形式降至一般的只有工具材料差别的“画种”地位。#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