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博物馆

　　这个题目有些问题：这个“批评术语”本身是一个适如其分的学科性标志，事实上这个标志也是本文的议题之一。“博物馆”与“收藏”的合二为一及其不确定的摆动的实际效果之一是掩盖了其启蒙初期(不是说当下的争论)革命性与政治性的博物馆学史，但有利于(仅为表面的?)一种在技术上是中性的“现代化”的景观，即更早的、更个人化或无序的机构——古董商、私人的与贵族的收藏、16与17世纪艺术宝库。最平常的博物馆学“演变”的图景不仅依然置于公众之中，也置于某些博物馆专家之中，即使在今天——现代社会，在历史上建立的公共博物馆作为这些早期“异样”地建立的藏画馆更合理或更系统化的变体而建构起来。但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重新定题为“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志”，我们不扩充到这样的论文，下面的提示可能更接近这个题目，它体现在向心式的结构中：　　历史→艺术→主体→布展/技术←主体←艺术←历史。　　历史　　博物馆是最显赫和最强大的现代虚构类型之一，和其他的意识形态实践一样——宗教、科学、娱乐和学术——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实现及其社会政治的结果的各种形式。自从它在18世纪后期的欧洲诞生以来，作为启蒙运动的首要认识论技术之一，博物馆已是现代民族—国家公民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形态的中心。同时，博物馆学的实践也在构造、维护和散布众多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虚构中发挥了基本的作用，正是这些虚构制造了现代世界的社会现实。　　现代博物馆学的实践——正如博物馆的那些博物馆志的辅助的推论的实践(也称为“艺术史”)——是特有的再现“等价”这一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维度，等价在其中被想象为展览和陈列是忠实地“再现”某些事务在博物馆学以外的状况;一般认为，某些真实的历史在展览的或推论的空间中被图示或呈现之前就存在了。　　博物馆一般是作为实物的保管或“收藏”来构造的，其安排总是在制度化的空间中模仿地理学的关系、编年史的位置，或形式、主题或技术，或个人或群体的进化式发展。在这方面，它们是依照其自身的权利作为被再现的人工制品来理解的，通过作为那种过去的遗物来陈列的实物或形象来描述“历史”或过去。尽管这种样品经常是片断的或抽象的状况，但它们在博物馆中的结合构成一个再现的系统，一个依次赋予每件物品的进化方向或重要性的系统。博物馆空间的通道没有特别之处(我们决不会把它看成几何形结构的)，走过博物馆的通道就像穿越历史时间的旅行。　　19世纪初以来逐渐专业化地组织起来的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志的各种形式——艺术史、艺术鉴赏和艺术批评——维持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实践和历史主义的视角，一件物品的购入、价值和意义是一个在开放的历时性排列中相关位置中的直接的功能。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志也在一种补充的方式中将某些个别的社会主体及其代理收编进来：在这方面，“客体”及其“主体”都可视为博物馆学的产品。将近两个世纪，博物馆已是一个强大而有效的熔炉，把现代历史学、心理学、人种学和美学融为相互的结盟，作为体现了启蒙的公约性计划的平等与互补的系统——把人类所有的经验与表现转换为一种共同的、普泛的框架，转换为一种共同的“语言”。　　艺术　　最有力量的代理(或“框架”)是艺术的整体化观念，博物馆学的原则通过这个代理最终成功地实现世界文化的全球殖民化。作为最显著的现代欧洲的创造之一，“艺术”已是一种为回溯性的重写人类社会历史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　　艺术已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一切生产的范式：其思想的视野，不仅是衡量所有生产形式的标准，也是所有个人和社会形态的标准。同时，艺术家是现代世界和保留至今的代理人的模范。　　现代的个人或主体作为其自身生活及其所有方面的设计者被追问其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现代世界的普通住所首先是一个自我的戏剧性呈现的场所，如同戏剧性呈现可以反映(“再现”)在一种主体与客体(从陶罐到绘画)的关系中，通过它周边的环境——它可以“收藏”的环境——通过它实行的日常生活的惯例。　　这是自我的道德的实践。如同道德的艺术家，我们被劝诫从最细小的个人生活到更大的公共实践——人生、职业、社会责任和各项事业来组织我们的生活，如同“艺术作品”有自身的特权，我们彼此劝诫遵照“可仿效的”——那些显然可以作为代表性的人工制品和竞争的优胜者的人——生活来生活。无论如何，道德的和审美的语言最终是在现代性的日常事物中的彼此重现。　　因而，博物馆学的实践构成宗教、心理学、历史学和个人与集体统治(启蒙意识形态的“代表性”政府，在授权、仿效和替代构成的社会再现内)之间的和谐。在这方面，制度是关键的意识形态工具，是社会本体与现代世界主体的生产的诫律。一个成功的制度性的事业可能是清楚的，但其成功的程度却难以赞赏，即使在今天，因为(如同最具功能性效果的意识形态实践)表面上的奢华、边缘，甚或博物馆的陈列事实上都可以作为其整体性成就的标志来阅读。　　在当代世界，任何事情实际上都可以在博物馆作为一个标本来展示，任何事情实际上都可以作为博物馆的展出和举办。制度的存在(或当代的普遍存在)将大多数事物转变为博物馆学的事物——转变为展品，不论它们是否(严格地说)处于制度的空间，不论它们是否如此置放(引用)，总是体现了一种具体的关系。构成环境及其各部分的整体——真正的整体生物圈本身——是通过某种博物馆学的实践达到的，在那个意义上，博物馆里的东西被迫成为“非博物馆的东西”。#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