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唯辛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画展

　　这个画展开启了中国文艺“直面当代”的历史新篇章。巴金老人曾提议建立“文革历史博物馆”，由于官方担心自身合法性而不敢面对这场20世纪最为惨痛的政治灾难。随着文革幸存的受迫害者不断地逝去，这段被搁置的历史逐渐地淡忘。不如说，这场人为历史浩劫又被人为的抹去记忆痕迹，意味着中华民族处于集体失忆的亚健康状态，永远无法摆脱专制集权的恶魔。反思过去是能够正确面向未来的唯一有价值的参照经验，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如果中国人一再回避历史错误，使得一切文革受害者的苦难与血泪全负于东流。或者说，那意味着中国人是个缺乏反思勇气而又没有历史前途的民族。　　由于官方的忌讳，文革问题进入90年代被彻底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消费文化和拜金主义，以致文革这样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成为大众娱乐的商业文化，就连一种网络上流行游戏也冠以“斗地主”名称，可谓中国人的历史失忆变相为一种麻木的道德堕落。所以，年轻一代对文革真相的一无所知，甚至把它当作充满激情与浪漫的时代，如王朔自编自导《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电影，它不仅隐饰了整场文革的血泪悲剧，反而释放出一种扭曲的浪漫美感，尤其对充满学习压力年轻一代人而言，影片中画面充满自由烂漫的无限想象。几年前，有一组关于食用油的电视广告便采用文革的画面、音乐与话语，仿佛使人回到文革造反的躁动年代，为什么历史悲剧被变成一种“浪漫情调”，许多文艺作品自觉不自觉地都在美化文革，特别曾是文革造反派的历史过来人，他们对那段灾难性历史不但缺乏反思认识，反而采取一种“青春无悔”的麻木态度。在中国大江南北的KTV包间里，文革歌曲仍使“过来人”情有独钟。这便是回避历史与拒绝反思所引发一种麻木不仁的社会现象。事实证明，我们的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中，仍旧保留着文革话语系统，并意味着中国历史并没摆脱集权专制与奴性愚民的效应惯性。　　在中国，一方面要求日本人诚实地面对二战历史，可中国人自己却一直缺乏勇气去面对自身新近文革历史。可以说，这种不自省的回避历史的态度，不仅说明了缺乏民族自好的反省意识，无形中给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提供了合法的历史态度。因为，反思历史悲剧是出于正义的普遍人性，对死于非命的受害者的同情与追悼是防范悲剧的重演，并不仅仅文革受害者是我们同胞，即使它发生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社会，这种政治专制主义的野蛮暴行同样遭到人类及全体中国人的谴责。何况，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当代生活中，对于那些受文革迫害死去或伤害的人们，除了怜悯的恻隐之心，在文化上应该有一种集体忏悔的罪恶感，因为专制主义暴力不光是统治者单方行为，它显然离不开奴性愚民的相应作用。愚民思想与封建专制仍是中国文化所无法摆脱的历史惯性，文革悲剧除了毛泽东这一总导演之外，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盲从帮凶。正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所培养出的奴性国民，只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就便爆发文革这样的人间浩劫。无论德国纳粹还是日本军国主义有多么野蛮残忍，他们的狂热与残忍是基于现代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之上，从而对其他民族和国家采取残暴行动，但不至于出现类似中国“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那般内部相残的不自好的暴行。因此，这应该引起每个中国人的反思与检讨，在谴责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暴行，同时需要更大勇气去面对自身历史与专制暴政。　　文革的“政治文艺”之所以能够构成今日中国娱乐文化元素，人们对此一方面是表现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却表现出乐此不疲的眷恋，根源在于没有全面正视那段历史悲剧。试问，如果在德国把纳粹政治文艺当作广告台词和娱乐节目，肯定是公众难以忍受的耻辱，势必遭到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再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将文革归咎于当时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形趋于紧张，导致中国领导人(毛主席)主观上过于严峻的估计，它成了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客观上有林彪与“四人帮”作用，导致文革灾难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如此为文革寻找主客观理由和轻描淡写显然是推卸历史责任，致使暴君毛泽东以及盲从大众的罪孽一笔勾销，历史真相被遮蔽得严严实实。最可怕的是，一些文革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盲从虽带有一定被动性，可他们丝毫不反思忏悔的个人行为的道德责任，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历史受害者。正如中国美术界许多名家均是文革受惠者，靠吹捧伟人和讴歌阶级斗争的“政治宣传画”起家，丝毫没有一点检讨的悔意，并将不齿行为当作政治资本，仍在体制内与艺术界呼风唤雨。一些人都拿亲历文革作为人生履历的炫耀资本，近年电视节目频频出现一些文革期间的文艺明星，他们不是要向公众反思那段可耻历史，而是以当年的“拿手戏”再现辉煌，这足以说明了整个社会缺乏荣与耻、是与非的麻木态度。#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