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的维度—中国新绘画”前言

　　新与旧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把年轻一代冠之“新人”时，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正如中国电影人喜欢按政治概念来划分第几代那样，称谓与内涵之间并无本质的联系。“新”可以是形式上的，可以是观念上的，也可以是年龄上的，总之，“新”不是一种单义的东西，而是言说者的当下的表述方式。　　新人之作，自然是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曾经有人把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概括为“卡通一代”，这是失之于真实的。我相信，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背景下，艺术家的创作方向和面貌是千差万别的，“卡通”不可能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导向。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落实到个体身上，艺术趣味以及创作方式相异甚远——南方是一种，长江流域是一种，北方又是一种，正是种种差异，构成了规模上的庞大和丰富性，也体现出艺术所必须的个体化特征。　　年轻是一种资本，它预示着未来的可能。列宁把年轻人定义为“天生的革命家”，其意思是，年轻一代勇于否定和破坏，这是建立新事物的前奏和基础。但就艺术而言，从来不是按简单的进化论逻辑延伸的，艺术史常有这样的例子，不管一代人如何努力，最终的结果却是一片空白。所以，当我们关注年轻一代的创作时，着眼点不应该仅仅只是他们画出了(或制作出了)与前辈不同的作品，更应该考虑这些作品是否具有价值——承接了什么?开创了什么?启发了什么?　　回顾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凡有作为的艺术家，都在两方面奠定了自己的基础，一是观念的优先，一是图式的专利。我比较反对一种自嘲的说法：中国当代艺术的佼佼者是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市场的产物，在一个越来越国际化的大环境里，艺术家的个体性意义比他的民族身份更重要。当我们检讨某个阶段的艺术实践的得失，不能只站在中国—西方这种二元对立的立场上，因为它容易导致情绪和判断的失控，而得出太主观化的结论。　　从整体上看，本次展览的参展作品具备了颇多优秀的品质，首先肯定的是艺术家的自我姿态，他们的精神面貌较为健康——从创作态度上可以发现，他们对待自我的评价是自信和自足的;其次，这些作品虽然不能说达到多高的质量，但却真实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艺术的特征——非中心化、非潮流化和非群体化，这是好的，它提供给艺术家一种缩短主观和客观距离的条件，使每个人得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再者，这些作品还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图像价值，通过各色各样的独具个性的画面，可以做出准确的社会形态的判断——即使在最基本的比较上，也能够看到这代艺术家不同于以往的努力。或许，他们缺乏一些宏大的东西，缺乏一些历史感和一些普遍性，缺乏一些针对存在所承担的道义精神，这些都构不成致命的缺陷。因为自由是他们今天最宝贵的财富，在此基础上，很多东西是有可能得到补充和提高的。　　我和大家一样，期待年轻一代艺术家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同时，也想给年轻艺术家一个参照，年轻是相对的：米开郎琪罗、德拉克洛瓦、毕加索等人，都在二十来岁就创作了辉煌的作品，所以，没有理由把年轻当作借口，唯一要做的便是：通过努力工作，把自己的潜力全部挖掘出来，成为进入艺术史的真正优秀的艺术。　　2006·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