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的命运

　　我对当代在职青年作过一次小范围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56%的人表示非专业知识的主要来源是电视;对于一本图文并茂的杂志，84%的人认为首先关注的是图象，然后才是文字。这意味着图象文本正在取代文字文本的霸主地位。作为知识新载体的摄影和电视，已经形成凌驾于书籍之上的趋势。

　　绘画也是图象，但却是一种手工图象。在我的调查中，文化界中的人士，76%对画坛现状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24%的人感兴趣的只是张大千、齐白石、陈逸飞以及梵高、毕加索作品的卖价，或能够朦胧地回忆出不久前偶然在电视中见到的某个画家。即使是浮在绘画界面上的一批人物，相互间的了解也极为肤浅，其原因是彼此对对方的存在并不在意，说到底就是对绘画的存在不在意。间或有个别引起关注的展览，关注者都不外乎圈内的人物及其家属。绘画界正在变成一个自产自销的领域。而当一种文化或艺术形态同上流社会和普通人都不大相干时，这种文化或艺术形态的命运就不值得乐观了。

　　能不能挽回这一颓势呢?不可能。

　　传统绘画曾经承担着认识和教育两大使命，这是绘画长期受到重视的原因。至少从周代起，相当于当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各朝太庙或明堂，都绘有或悬挂着绘画作品，用以直观地展示历史或表彰杰出人物。从六朝起，充盈天下寺庙的宗教壁画，对全社会的视觉心理冲击如同当代影视的冲击一样广泛，一堵新问世的壁画常常造成万人空巷的效应。有关顾恺之、张僧繇、吴道子等人的文献中，都留下了他们的壁画创作引起轰动的记载。到了科技图象急遽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绘画作品的认识和教育功能正在迅速衰退。用绘画去描摹和再现对象的任务已经移交给了摄影。由于电视的普及，绘画用来充当宣传教育的工具，在视觉效果上显得陈旧，在制作速度上显得迟缓。在国际化的大都市，连广告牌也在冷落绘画。绘画正在变成视觉艺术之邦被废黜的帝王。绘画作品作为工业社会中变相的保值货币，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它同民众距离日益拉开，商业上的成功反而成为有害的兴奋剂。

　　17世纪，当标志工业社会来临的机器问世时，英国手工业者曾群情激愤地发起过一场捣毁机器的运动。近现代画家比英国手工业者要宽容和明智得多。150年前，当摄影问世时，曾引起过画坛的恐慌。不过他们没有去砸毁照相机，只是对其图象的机械与呆板颇多非议。随着摄影艺术的深化以及影视的相继出现，画坛的恐慌转化为深层的职业焦虑。现代和后现代绘画的产生，从根本上讲就是手工图象在科技图象世界中寻找出路的挣扎。当后现代中的激进者取消艺术和非艺术的界线、取消绘画和非绘画的界线时，绘画自身也就解体了。

　　绘画一直是与人类共生共存的文化形态，人类的惰性为它提供了苟延残喘的社会氛围。不过这种氛围毕竟是脆弱的，年轻一代维持这种氛围的内在需要正在淡化。诚然，绘画还没有到达它的极限，它还有一些花样可变。可惜任何艺术形态都不会终止在它的极限上。彩陶艺术达了它的极限吗?没有。青铜器艺术到达了它的极限吗?没有。但它们都被无情地挤出了造型艺术舞台的中心。在考古发掘中，这样的现象简直是太常见了。一个典型的文化层先后叠压的断面中，后出现的文化形态对原有文化形态的取代，在器形、纹样、材料上往往带有毁灭性。

　　除了现代和后现代的抗争之外，画家们还试图通过强化作品的特性—绘画性来标榜绘画的现实价值。比如强调笔触、强调颜色的厚薄与穿插、强调随机性等手工制作技巧。这类追求，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种遗民趣味。这种趣味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即使它普及成全社会的共同趣味，也不可能充当挽救绘画的灵丹妙药。最新的印刷技术已经使复制品的乱真程度达到连作者本人也无法分辨的地步。当印刷技术同新一代的电脑联手时，画家可干的事也就不多了。

　　作为手工图象的绘画—水墨画、油画、水彩、水粉、版画等，它们在科技图象世界中的地位将会如何呢?除了制作周期短的卡通画，过不了多少年，它们将陆续退出图象舞台的中心，进入客厅和会议室，以补壁功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不经意地看一眼的工艺品;它们也可以进入家庭，象气功、象棋一样，以消遣功能成为退休者怡养天年的玩物。

　　注：本文曾发表于《江苏画刊》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