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章：晚清民国政局中的书画名家（下）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民主革命者所领导的旨在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转眼已过去整整一百周年。在回顾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时，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辛亥风云人物浮现在眼前。他们中，有身先士卒的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也有顽固守旧的保皇派(如康有为);有壮怀激烈的新军将领(如蔡锷)，也有异军突起的北洋军系(如段祺瑞);有同情革命的社会贤达(如江孔殷)，也有阻挠革命的遗老遗少(如张勋);有踌躇满志的立宪派(如张謇、谭延闿)，也有海外声援的爱国华侨(如伍廷芳)……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作为特定年代的辛亥风云人物，他们为历史留下了可圈可点且浓墨重彩的辉煌一页。

　　到了民国时期，无疑成了群雄并起的时代。这一时期，不仅政治、军事方面风云人物辈出，在学术、文艺方面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兴盛时期。尤为特别的是，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军中豪杰，还是运筹帷幄的政客儒将，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同时，大多雅擅临池，留下令后人可圈可点的书法墨宝，成为我们了解那个辉煌时代的重要载体。

　　无论是辛亥风云人物，还是民国政要，他们大多受过旧学的熏陶，不仅在国学素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书法或绘画方面亦有不俗的表现，其中不少人同时也是在书画史上名垂后世的佼佼者，在20世纪早期的美术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近十几年来，一方面由于收藏热的复兴，另一方面由于对晚期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追怀，有关晚清、民国时期文人、政要的书画越来越受到书画鉴藏者的追捧。很多以晚清、民国时期书画为专题的收藏家群体或相关展览也应运而生。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本文借助各地均在举办相关展览和出版图录之机，对这一时期活跃于政坛中的书画名家大致疏理，尝试在这批风云人物中搜寻在书画上亦享有盛誉者，以略窥那个风云变幻的特别年代，让人们在缅怀其轰轰烈烈的政治业绩时，也分享其满怀激情的艺术作品。

　　因其不同的文化涵养、不同的身份地位，以及在政治、美术上的不同定位，可将晚清民国政局中的书画家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三、既是政要，同时又是学者、文人

　　这以张骞、康有为、章炳麟、章士钊、梁启超、邹鲁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政坛与学林同享盛誉，同时亦兼擅书法。

　　张謇(1853—1926)既是清末状元，也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创立者，曾拥护清政府预备立宪，并参与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后走上实业与教育救国之路。书法以行楷擅场，早岁从欧阳询、颜真卿、褚遂等唐贤中得其发乳，晚年则参以刘墉(1719—1804)、何绍基(1799—1873)等诸家之法，虽然偶有“馆阁体”之趋向，但其书法中所表现的秀劲雅致却不是一般书家所能达到的。郑孝胥(1860-1938)认为其“书法有棉里针”，是谓其秀雅中不乏劲健;也有论者认为其书法“有隋、唐楷行嬗变的风采”，其《行书五言联》(香江博物馆藏)便可看出这种风格。

图7、康有为《行书轴》，纸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康有为(1858—1927)是维新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希望通过变法图强，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后组织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曾参与张勋组织的复辟。这些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已然毁誉参半，但他在学术、书法上的成就却是得到一致的认同。他曾著有在书法理论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广艺舟双楫》，提出尊碑抑帖，以纵横奇逸之笔和挑战传统的书学理论而成为近代颇具影响的书法家。他早年从帖学入手，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及欧阳询、赵孟頫书法，后从广东名儒朱次琦学执笔。其书法以行书为主，兼及楷书、草书，而篆书和隶书则极少。他的早期楷书多带有明显的“干禄体”痕迹;中晚年以后的书法，乃经过“改良”和变革，已经形成自己单独的一体，往往以大巧若拙之笔，横平捺翘，涩笔取势，用笔疏密有致，潇洒自然，一种纵横奇宕之势溢于笔下。这种独具一格的书法被称为“康体”。他在自己的一幅《行书七言联》(“天青竹石侍峭蒨，室白鱼鸟从相羊”)中自称自己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可见康氏对其书的自得之心。其《草书轴》(广东省博物馆藏)纵横捭阖，挥写自如，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乃其“康体”书风之典范。#p#分页标题#e#

图8--章炳麟《篆书六言联》，纸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章炳麟(1869—1936)早年加入同盟会，在《时务》、《昌言》、《民报》等报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则退隐书斋，成为集大成者的一代儒宗，于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无不造诣深湛，被学界称为“聚合南北学人的一面旗帜”。其书法以篆书为主，在沉稳中颇见学人之功力，其《篆书六言联》(香江博物馆藏)运笔遒劲，转折有度，在浑厚中时见朴茂之致，很有乾嘉学派学人的遗风。沙孟海(1900—1992)谓其篆书“运笔结体，与侯马出土硃书盟词，长沙、江陵出土楚墨宝竹简，寿县出土楚铜器刻款，颇有暗合之处，证明其笔法近古”，说明其书法中所具有的深厚底蕴，从该书中可见其这种古风。章氏晚年一度在上海以卖书“补助经费”，并订出润例，以篆书和行书为多，足见其学者书法在当时已受到人们的追捧。

图9-梁启超《隶书轴》，纸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梁启超(1873—1929)是康有为的弟子，一起参与百日维新运动，倡议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后组织护国军反袁，并参与段祺瑞的反张勋复辟之役。正如后期在政治上与其师康有为迥然不同，其书法亦与师大相径庭。梁启超以政治家、史学家与文论家等多重身份驰骋于晚清民国，其书法得力于魏碑，行笔端庄，别饶意趣，颇具书卷气，其楷书《汉唐书风》(汉唐书风馆藏)结体方正，谨严中不乏优雅，乃典型的学者书风。他受其师康有为碑学思想的影响，提出重碑但不排斥贴。在《论书二题》里，他更是具体指出模仿前人法书的两条路：一是专学一家，要学得像;二是学许多家，兼包并蓄。他在分析二者的利弊得失后，选择了后者，从而进一步提出以模仿为过渡。再到创作的思想并付诸实践。他的书法初学唐朝的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后从北碑、汉隶中吸养成分，形成一种恬和冲淡、隽雅秀丽的风格。其字结体闲适，静穆舒畅，给人一种达性通变，超然物外之感。由于受汉隶影响，他的楷书多带有隶意。楷中求隶，以隶写楷，成为其书法的一大特点。其《隶书》轴(广东省博物馆藏)，用笔端敛平正，横重竖轻，点划谨严而不呆板，方正尔雅，时露逸宕之气，深得东汉《张迁碑》之神韵。梁启超曾对自己有一极为深刻的解剖：“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所以在书法艺术上，他不象康有为以技法到意蕴都深深打上自己的烙印，其个人风格也还不甚鲜明和突出。虽然如此，因他的书法所深蕴的学术根底和艺术涵养，使其作品一直受到人们青睐而身价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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