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力在运动中(上)：‘85运动中”的理性主义绘画”
一、从八五年十一月份开始……
从时间上来说，“理性之潮”最早发生于“北方艺术群体”，其建立时间是1984年9月15日，其次发生在85年7月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生展中，再次是于1985年10月开幕，作为《江苏青年艺术周》一部分的《大型现代艺术展》。除去这三部分之外，其余还有数十个展览和几个群体都被《中国当代艺术史1985——1986》的作者们划分在“理性之潮”范畴之内。但是本文的目的并非要重新站到《当代艺术史》作者的角度上，再度总结“理性之潮”的风格特点，而是把“理性之潮”作为一个事件，研究它所发生的过程和原因。八五美术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并非某些大师的运动，而是由全国各地自发的美术组织和艺术家组成的带有启蒙性的美术运动。“理性之潮”同样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有预谋的“起义”，而是自发话语的无意识汇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将“理性之潮”作为一个自发“起义”来思考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做一些重复工作，所以，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即探讨“理性之潮”中的“理性绘画”概念是怎样被接受的?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仅知道群体出现时间远远不够，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更重要概念，即话语。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能孤立存在，如果“理性之潮”一直是一个自发的运动，那么现在也不会出现诸如“理性之潮”与“理性绘画”之类的概念，而只有“北方艺术群体”、“池社”、“红色旅”等各个团体和展览的名称而已。因此，“理性绘画”的概念必定是在一定的话语驱动之下产生了运动，并通过特定渠道进行了传播。因此，我们不得不指出“理性之潮”的话语中心——《美术》杂志及其与之相关的话语持有者，也就是说，潜在的“理性绘画”概念在没有接触到北京《美术》杂志和《中国美术报》时，几乎处于静止状态。“北方艺术群体”虽然成立于1984年，但是，因为“此时，任戬考回鲁美读研究生，而舒群留在长春工作。哈尔滨只有王广义一人在组织活动。由于‘群体’其它成员的消极情绪及勾心斗角的琐事的干扰，此间的‘群体’实际上是名存实亡”。[1]舒群所谓的“此时”应该是指1984年9月份，这也是任戬研究生入学的时间。直到1985年11月，“北方艺术群体”的影响力也没有超出边缘性区域。《美术思潮》杂志在第二期刊发了“北方群体”成立的消息，这也已经是1985年2月-3月的事情了。在1985年4月，“北方群体”主办的刊物《GOD》由于行政干涉没能出版，进一步限定了它的传播范围。[2]直到1985年11月份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众多媒体对“北方艺术群体”的报道，特别是北京的《美术》杂志和《中国美术报》两份刊物。与“北方艺术群体”相比，浙江的“理性绘画”几乎于1986年才加入到北京这个核心话语圈。虽然，1985年9月20日出版的《美术》杂志第九期中，以展览为开端介绍了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展，但也仅仅局限在教学领域，对其中以张培力和耿建翌为代表的“理性绘画”关注较少。南京的“理性绘画”在1985年10月份刚刚与观众见面，直到 11月份，丁方的作品才得以在《江苏画刊》1985年11期中得到发表。可见，直到1985年10月以前，“理性绘画”三股潮流并没有碰到一起，“符号”的运动正是发生在1985年11月。
话语权与运动的关系越来越明显，缺少话语权的一方必须与掌握话语权的一方相互沟通，才能使自己的话语具有流通性。在80年代，中国还存在一个关键词即行政权力，此时的话语权往往依附于行政权力。同样，艺术的话语权也要依附于行政权力，在行政权力发生变更时，艺术话语的流通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通过这种艺术话语权与行政权力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理性之潮”的发展踪迹。我们从现有的原始资料可以看出“北方艺术群体”与《美术》杂志之间的亲密关系，如在1985年底，虽然《美术》杂志没有介绍“北方艺术群体”，但是与《美术》杂志同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另一份刊物《中国美术报》则在1985年第18期介绍了“北方艺术群体”，并发表了舒群的文章《北方艺术群体的精神》和王广义的油画《凝固的北方极地》25号以及其它“群体”成员的作品。《中国美术报》第18期印发于1985年11月23日，稿件必定是在11月23日之前就已经寄到编辑部。想必在这之前，“北方艺术群体”已经建立了与北京核心艺术传媒的亲密关系。对于“北方艺术群体”与北京《美术》杂志的关系，下面这封信件说的更明白：#p#分页标题#e#
舒群吾友如握!
……
昨日我到《美术》去了，见到了高名潞将你的几篇稿子都留在他那了。名潞这个人非常好，年龄与我相近，可能略大三岁吧!他对我们的作品和你的文章很感兴趣准备在近期刊用。名潞可能过段日子会给你写信的。我把你的详细地址留个他了。
名潞告诉我前几日中国美协油画艺术艺委会召开学部委员会时，他把我上次寄给他的你的几张画和我的“极地”等作品在油画艺术委员会关于现代油画发展讨论会上，用幻灯在讨论会上放了，我们的作品放幻灯效果非常好，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和好评。名潞并介绍了我门的创作思想等。
…… ……
今晚六点我到了陶咏白家，遇到了她，与她谈的很高兴。你那篇《风起云涌的群体思潮》一文，咏白说她准备给你用，并让我转告你不要急。
……
86.3.6.于北京
中国美术馆左侧
这是“北方艺术群体”成员王广义给舒群的信，落款是1986年3月6日。通过信件里的措辞：“……他把我上次寄给他的你的几张画和我的“极地”等作品在油画艺术委员会关于现代油画发展讨论会上……”，我们便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王广义与高名潞的初次会晤，在此之前，王广义与舒群已经去过北京，并和高名潞交流了看法。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王广义对高名潞的态度：“名潞这个人非常好，年龄与我相近，可能略大三岁吧!他对我们的作品和你的文章很感兴趣准备在近期刊用。”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在86年以“北方艺术群体”代表的“理性绘画”之所以能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85新潮的部份原因。此信也说明了杂志刊登稿件时，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接受陌生投稿的手段，而是根据内部的传递关系。
之所以将“理性之潮”的时间定在1985年11月，是因为在这个月中《江苏画刊》发表了丁方的《漫足黄土高原所感》一文，并用一个彩版和两个整版刊登了其作品。1985年11月23日引发的第18期《中国美术报》首版中，刊登了舒群的《“北方艺术群体”的精神》一文，并刊登了王广义作品《凝固的北方极地第25号》，王海燕作品《沉默》，刘剑宏作品《水桐树》。在上文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广义在见到高名潞的同时又见到了陶咏白，并主要谈了发稿件的事。最重要的是85年18期《中国美术报》头版的编辑就是陶咏白，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陶咏白在85年11月《中国美术报》发表“北方艺术群体”的文章后，两者彼此建立了联系。在此之前，《美术》杂志已经在9月刊中刊登了浙江张培力等人的作品，所以，我们可以说，直到1985年11月，“理性之潮”的主要三个群体才开始共同进入传播渠道。一般的史学研究方式只是将某一个画派的成立时间作为此画派的开始，但“理性之潮”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它的开始应该考虑到多个时间。再次，我们要严格区分事件发生时间和事件传播时间区别。事件发生时间非常容易确定，但是它丝毫没有意义，就像语言的私人性一样，它不进入公共领域，就不能产生意义，所以我们要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事件传播时间。传播时间非常复杂，它会随上下文的变化而变化——“上下文不是给定的，而是被发现的”，并涉及到符号与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我们以后要分析的问题。那么在此，我们通过传播媒介，通过不同话语的碰撞，可以看出，确实是从1985年11月份开始，“理性之潮”的话语才共同进入传播领域，其雏形才开始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