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投资借收藏进行艺术炒股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赞助人的出现对艺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艺术赞助人为艺术家提供经济资助，其回报是收藏被赞助人的部分作品。艺术赞助不仅为艺术家提供了生活来源，而且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艺术家的艺术自由。如果没有以梅迪奇家族为代表的艺术赞助人，我们不可能看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照亮世界的辉煌。今天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当时的杰作，主要是这些赞助人的收藏。值得注意的是，米开朗琪罗创作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就是罗马教皇朱立叶二世以赞助人的姿态“聘请”而非“役使”这位天才艺术家创作的。正因这位教皇认可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他才可能容忍八年的焦急等待，最终看到这一打破宗教绘画常规、具有绘画革命意义的天才作品的完成。

　　在中国艺术史上，艺术收藏主要是在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唱和酬答中进行，因此，一幅名画的收藏史，就是文化名流间思想文化的交流史。这一“历史”由伴随着收藏者的转换而不断在画幅内外增加的诗题记跋来铭记。与西方传统艺术赞助人收藏作品是为艺术而非经济目的一样，中国传统收藏家把收藏视作精神生活和情感表达不可或缺的行为。直到明代中叶，画家与收藏者之间的买卖是罕见的现象，而收藏家也除非家道中落，一般不会出手自己的收藏珍品。

　　传统收藏“厚赀购之”，主要是出于收藏者内心对艺术作品的认同、渴慕和珍爱，这对艺术家的创作具有特殊意义，使艺术创作有针对性地展开和升华，是创作者与收藏者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艺术呈现。

　　艺术投资：借艺术收藏进行艺术炒股

　　当艺术家与收藏者的生存关联被普遍的商品关系替代时，艺术收藏就被以市场为目的的艺术投资所取代。艺术投资明确瞄准的是收藏“只增不降”的投资回报，即使艺术生产变成了没有具体消费对象的抽象商品生产，也以资本运转的抽象性将艺术品抽象化为如股份一般的增值金融符号。因此，艺术投资的动机是抽象资本运转的金融活动，而决定这一活动的，不是社会对艺术的判断和兴趣，而是资本市场的金融走向。艺术投资的实质，是借艺术收藏进行艺术炒股。

　　20世纪以前，艺术市场是为艺术品收藏服务的，而博物馆是最大的收藏家，因此，1800年以前，艺术品几乎为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而很少进入当代艺术市场。艺术投资的主要对象是此后的作品。

　　艺术市场投资是长线投资，其风险是时间风险——艺术品的增值需要通过漫长的时间来培养和积蓄。凡·高生前只以400法朗(市场调节价约1000 美金)售出了一幅作品《葡萄园》(1888)。1987年，在他死后近100年，他的《花瓶，15朵向阳葵》以2475万英镑(市场调节价约8000万美金)刷新了世纪绘画销售纪录。凡·高绘画售价达到世界顶级，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培养。这个增值速度是与艺术史对凡·高的认识、接受相联系的，同时也与国际经济发展进程相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凡·高是第一位刷新绘画销售纪录的现代画家，但他并不是最高纪录的保持者。目前在国际售价排名前十位的绘画中，凡·高的《加歇医生》(1890)和《没有胡须的自画像》(1886)，分别以8250万和7150万美金排名第5位和第9位;毕加索的三幅绘画售价高居第2、3、4 位，其中两幅售价过亿;排名第一的则是波洛克的油画《第5号，1948》，2006年创造了1.40亿美金的纪录。这一市场波动表明，艺术品的增值具有长期性、延迟性和复杂的历史变迁性。就凡·高、毕加索和波洛克的绘画风格和艺术理念而言，其差别极大，几乎处于不同的极端。同是现代画家，凡·高是将艺术作为一种生命形式来展开的，他将绘画作为自身生命的痛苦与激奋的直接呈现;毕加索则把艺术作为一种形式实验，以无所不在的变形改写直观景象;波洛克则是现代行为艺术的先驱，他将绘画作为一种身体运动的自在行为。他们三人的绘画成为售价最高的现代作品，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历史选择，而这一“历史选择”不可预测。#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