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士俊:有价值的书会让人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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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美术史论家舒士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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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最早读的中国画研究方面的书,是余绍宋编的《画法要录》。那是在文革中,我刚从沈子丞先生学画中国画,他便把他收藏的4本线装本的余绍宋编《画法要录》借给我。沈老对我说,那是他从前在中华书局审稿时留下的样本。这部《画法要录》,余绍宋把历代对中国画的精辟论说分类编排,有的还加入评述。在文革那样特殊的年代,这4本线装本《画法要录》之珍贵可想而知。当时我觉它是不可能再有的稀世之物,故作了详尽的笔记抄录。那时我还年轻,笔记抄录之记忆相当深刻。尽管有些文字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但却仍把文字记住了。多少年之后我写中国画研究文章,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的有些文字,竟还会突然从脑海中蹦出来,让我一下心中豁然通悟其意,帮了我在研究上的大忙。所以,趁着自己年轻记忆强读些有价值的书,我觉得确是会终身受用的。
另一本让我印象深刻的书,是谢稚柳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水墨画》。在文革后期,我学中国画的第二位老师陆俨少先生,特意从画院资料室替我借出一本纸已破旧发黄的《水墨画》,一再叮嘱我阅毕要尽快归还。虽然那已是文革后期,但我知道陆老为我借这种书仍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因短时间内未及读透它,我便把它整本的抄录下来。而正是这本《水墨画》,使我对以技法为脉络阐述画史产生了极大兴趣。
在“文革”之后,我曾出席过中央美院举办的一次美术史研讨会,见到诸多的美术史论文,却不见有提及谢稚柳的《水墨画》;有专家将20世纪的美术史著作列表阐述,竟也遗漏了它。由此可知以笔墨技法阐述为脉络的画史研究,一直为理论学术界所忽视,这也反映了当代美术理论与技法研究之间的脱节。
由于这本《水墨画》的影响,后来有个偶然的机会,我自己竟也写了一本《水墨的诗情——从传统文人画到现代水墨画》,它亦大致以风格技法阐述贯穿其脉络。该书于1998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不到一年即再版,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出乎我意料。写此书最大的收获,是我找到了对整个中国画史的总体感觉,不但对文人水墨写意风格之得失进行了检视,还在写作思考中意外地发现了中国画总的笔墨风格的发展规律,即:在晋唐时期中国画的笔墨形态基本上以工笔为主,宋元时期则以小写意形态为主,至明清时期开始显现小写意形态向大写意形态转型之趋向;而这画史所反映出的笔墨风格发展的“大周天”,与一些杰出中国画家笔墨风格由细到粗发展的“小周天”正相吻合。虽然我并未将这一学术发现明确写进《水墨的诗情》,而是另写了一篇专题论文发表于《美术研究》,但那确是写《水墨的诗情》给我的很大得益。
从那以后,我就有写一部中国山水画简史的打算。我想通过写作梳理,找到自己对整个山水画史的总体感觉。《国画家》答应连载,我又将之定名为《中国山水画叙论》。虽然这部《中国山水画叙论》后来在《国画家》连载而并未正式出版成书,但有不少我原来并不认识的画家正是通过它而与我交为好友。我还见有好几个收费网站收有我的《中国山水画叙论》,但那些网站借我的作品谋利,竟连招呼也不给作者打一个,对此我也只好苦笑。#p#分页标题#e#
最后我还要提到自己前些年写的《山水画的变法》,2007年1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即再版。有读者看了该书打电话到出版社要找我,出版社一般皆予回绝,唯有一位读者说他是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工作的,出版社才让他把电话打到我家。当然,能够遇上如此热心的读者,是让作者颇感欣慰的。
以上我提到自己的几本书,或有毛遂自荐之嫌。但我想这些书的客观反应俱在,我也没有必要避嫌。相信读者也是有眼光的。
推荐书籍目录:
《画法要录》 余绍宋编;
《水墨画》 谢稚柳著;
《水墨的诗情》舒士俊著;
《山水画的变法》舒士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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