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九洲：弗瑞尔美术馆观画记之三

弗瑞尔美术馆观画记之三——推翻帖学史的一个“崩”字

　　弗瑞尔美术馆有一本《淳化阁帖》，是南宋国子监本。算是存世最早、最全的一个版本。这一次到弗瑞尔美术馆访问、研究，自然先做了一些功课。没有想到，做功课的过程中，发现了《澄清堂帖》受冤屈100年，帖学史不是从《淳化阁帖》开始的，而是从《澄清堂帖》开始的。此真是让人目瞪口呆的结论。

　　任何20世纪的教科书，都说《淳化阁帖》是祖本。但是我最新获得《澄清堂帖》无卷数标题的拓本的1910年的照片(1961年第8期《文物》杂志容庚文章，曾经有一整页讨论此照片)，一经核对，居然在《建安灵枢帖》中，发现《澄清堂帖》比《淳化阁帖》、《大观帖》在同样字帖中，多出两个字来(图1)。第一个字似乎是“一”字，第二个字，则是万分清晰的“崩”字。我再细观全卷，90%的地方，优于《大观帖》，这样一来，我知道发生了学术意外事件，于是开始仔细核对研究。

图1，左边是《澄清堂帖》摄影本，右边是《淳化阁帖》弗瑞尔本

　　这个摄影本，帖前只有“澄清堂帖”四字，没有“卷一”、“卷二”的数目标志。这与绝大多数文章中讨论的，带有卷数的“澄清堂帖”，恐怕不是一个版本。从历史记载来看，清代齐学裘《澄清堂升元帖考》[1]中，谈到过这个没有卷数的《澄清堂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五个书法家的书作，并非全是二王书。

　　从现实考虑，如果没有卷数的《澄清堂帖》，混杂在有卷数的《澄清堂帖》中，则无法排列顺序。《淳化阁帖》出现之后，就不会再有没有卷数的大型丛帖，因此，摄影本《澄清堂帖》，应该是《淳化阁帖》之前的产物。

　　从校对来看，有卷数的《澄清堂帖》，精致程度，也远不及摄影本《澄清堂帖》，这也是当时藏家为什么会在1910年，就不惜工夫，拍摄没有卷数的《澄清堂帖》的原因。总之，前人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标题，两个本子，全部搞混淆了。

　　也正是因为不是一本，才会有连“字数”都与《淳化阁帖》不一样的情况出现。这个“崩”字，也不会是南宋人加上去的，而是王羲之的原字，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一些唐代行书碑刻中，这个“崩”字，就是这样写的，格局都差不多，譬如说，《神行禅师碑》中这个字(图2)，就是这个样子的。

图2，813年《神行禅师碑》拓本局部

　　有了这个局部证据，再加上全卷多处存在的摄影本《澄清堂帖》优于《大观帖》的证据，可以说，《淳化阁帖》的底本，不如摄影本《澄清堂帖》底本。我所不理解的是，这个《澄清堂帖》摄影本，在容庚1962年《文物》杂志的文章中，几乎花费了整个一页来讨论，为啥他没有发现两帖字数不一样呢?

　　考察《淳化阁帖》与《大观帖》，这两本帖中，自然是《大观帖》更加精到，但是与摄影本《澄清堂帖》比较，《大观帖》在同样内容的王羲之书法中，依然丢失了大量细节。这种大面积细节丢失，最能够说明问题。一个地方多一两个字，还可以狡辩，整个字帖，大量丧失细节，只能说明，摄影本《澄清堂帖》具备更好的底本信息。

　　摄影本《澄清堂帖》拓本效果很接近唐摹本，笔法接近，姿态也很好，很多姿态，都是二王的本意。但是《淳化阁帖》系统的字迹，与唐代摹本相差太远，这种软且方正的的字迹，直接导致了宋以后二王书法偏离轨道，夸张一点说，《淳化阁帖》误尽苍生。#p#分页标题#e#

　　让人更加惊讶的是，《淳化阁帖》系统的《大观帖》卷七中，居然有直接针对摄影本《澄清堂帖》字迹改动的问题(图3)，这个性质就是篡改。

　　图3，左边的《大观帖》卷七，都从别处找来字迹，替换了右边摄影本《澄清堂帖》摄影本的原字，这是严重篡改。要么就是摹刻《淳化阁帖》、《大观帖》的时候，底本上的这几个字，已经坏掉了，只好根据文献记载，找了几个一样的字，填补上去。如果是这样，那么摄影本《澄清堂帖》就更加原始、重要。

　　这种情况，还出现在《大观帖》卷七，整行改动了摄影本《澄清堂帖》的具体写法(图4)，一行中几乎没有一个字是一样的。这个地方的对比，让人感到，宋人的《淳化阁帖》编辑，敢动手篡改，很多细节应该不可靠。

图4，右边《大观帖》卷七，篡改了左边《澄清堂帖》摄影本的几乎整行字迹

　　20世纪的疑古思潮，风靡一时，影响到文物界，就把《澄清堂帖》两个版本混淆，然后依据有卷数的《澄清堂帖》，把两种版本的《澄清堂帖》，都简单地错判为南宋。从清末开始，这支错判队伍中，有好几个名头响亮的大文人、大学者、碑帖专家，包括翁方纲、沈曾植、张伯英、容庚[2]、张彦生、汪庆正[3]，王壮弘，这些人都是帖学老手。

　　把摄影本《澄清堂帖》整本核对一下，就可以看到的上述问题，他们为何都没有发现?不核对整本帖，那他们在干什么呢?

　　容庚的文章，上来就有一个思路，说是《澄清堂帖》在宋人没有记载，所以不可能是五代的。这个奇怪的逻辑，来源于他不知道从历史环境上看问题，北宋灭南唐，引以为政治忌讳，那个时候，只有北宋晚期苏东坡这样的有点“二”的文人，才会力捧李煜词，因为政治上大气候是不适宜的。《宣和画谱》坚决称李煜为“伪”，也是一个旁证。

　　前人在面对《澄清堂帖》的时候，没有详细考订。非摄影本的《澄清堂帖》上，就有“卷一、卷二”，“王右军甲、王右军乙”这样的标题，但是本文讨论的、明代邢侗旧藏拓本(摄影本)，就没有这样的标题。容庚文章中，轻易认为：“想是后人挖去了”[4]。怎么会如此轻易下结论?有标题的《澄清堂帖》，与摄影本《澄清堂帖》，是两种东西，只是被冠以同样的名字：“澄清堂帖”。摄影本《澄清堂帖》不仅没有标题，也没有结尾的题字，这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宋人看到这个拓本上，某些文字有忌讳，于是给涂抹掉了。其他有标题的，倒可能是南宋依据这个“澄清堂”的牌号，增补刻成的，其编帖的顺序，就大致参考了《淳化阁帖》，因此出现了一些迹象，让有些学者以为这是《澄清堂帖》晚于《淳化阁帖》的明证，其实《澄清堂帖》摄影本才是祖本。容庚《丛帖目》[5]完全不谈摄影本《澄清堂帖》，只谈有标题的《澄清堂帖》，导致越说越远。

　　20世纪“阁帖”学者们，第一，不仔细核对卷数差异、文字差异，这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第二，从艺术上看，不研究书法差异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淳化阁帖》系统王羲之书法风格与唐代摹本差异很大的情况下，不仔细思考这种差异，放过了疑问;第三，不研究北宋政治环境，以为当时文人没有具体环境，可以随意引用南唐成就，这就想当然了，今天有“忌讳”这个事情，1000年前怎么会没有?每一个平民都有他自己的忌讳，何况皇室?有以上三条，埋没了摄影本《澄清堂帖》，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了。

　　倒是董其昌，直接说《澄清堂帖》，是“法帖之祖”[6]。这是长期泡在书画中的人，具备不一样敏感性的明证。那个时代这样说的人其实很多，譬如说，王士祯[7]、邢侗、吴周生、孙承泽(退翁)[8]等，尤其是孙承泽题跋说：“澄清堂帖，乃李后主令徐侍中铉勾摹上石者，宋太宗见而阅之，因刻淳化帖以敌之”。此说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否则难以想象宋太宗这个粗人，搭错哪根神经，要去刻王羲之等古今书法。《淳化阁帖》妙在规模大，体例整齐，要说选择精当，如何能比摄影本《澄清堂帖》?《淳化阁帖》是一部急急忙忙编辑的书法汇编，粗疏之处，随处可见，但是其现实作用，就是在文人中取代《澄清堂帖》，所以宋人记载中看不到《澄清堂帖》的名字。#p#分页标题#e#

　　只是到了清代，才有学者，如翁方纲，以“看不到的都不存在”为逻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罔顾事实真相，非要推翻此说不可[9]，因为他居然说《澄清堂帖》不仅不如《大观帖》，连《淳化阁帖》的翻刻本肃府本都不如，我不知道他何处出了问题，他核对的是什么版本。即便是有标题卷数的《澄清堂帖》，也不会不如肃府本吧?用“南宋书坊有此刻书习惯”这个证据，居然要推翻遍布摄影本《澄清堂帖》大量清晰的事实。翁方纲这个奇怪的举动，最终导致20世纪叙述的帖学史源头，整个搞错了。

　　清末沈曾植依赖文字检索，以为：“海陵泰州，宋有提举监茶司，司有澄清堂”[10]。这就是《澄清堂帖》不是南唐的证据，岂非太险?同样的名字，是否会重名?思考一下就明白的。

　　张伯英说：“南宋人依据米芾、黄伯思的鉴定结论，汇编而成”[11]。他说的依然是有卷数的《澄清堂帖》，而非无卷数的摄影本。至于其说《破羌帖》中“桓”字缺中间一笔画，容庚已经发现错了，为之缓颊[12]。《节气不适》中有“慎”字缺笔，就以为是宋人。他为啥不关注其中《鲤鱼帖》整个行距排列，《淳化阁帖》系列全部不如摄影本《澄清堂帖》呢?为啥不注意到《鲤鱼帖》中“敬”字，《淳化阁帖》全部避讳，而摄影本《澄清堂帖》是完备的呢?张伯英更加奇怪的论调在于，他说《破羌帖》是因为米芾推重，“乃显于世。南唐何由预刻?安有南唐刻帖，元章不曾见，后人乃得见者?”这是什么论调?《破羌帖》在米芾之前难道不存在吗?米芾是神仙吗?他怎么会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了就一定要说?说了就一定要记录?记录了就一定要被清代晚期张伯英看到?这个最细微论调的逻辑偏差，使得我甚至以为，这就是中国19世纪晚期社会衰落的一个侧面表现，当时第一流文人，对世界与学问，均无实际经验，做点小学问，不过是看“讳”过日子，不明大局。对书斋之外没有认识，脱离现实太严重，汇聚朝堂，木雕泥塑，只好国家衰落。还说董其昌他们为啥不留心一下“宋讳”，我倒是好笑，张伯英怎么不留心一下“崩”字!用张伯英原话来说：“崩”字昭昭，熟视莫睹，亦可异矣!

　　再往后，容庚、张彦生、汪庆正、王壮弘等，被翁方纲的“南宋书坊”论，沈曾植的“监茶司”论，加上张伯英的“米元章”加“宋讳”论，搞得晕头转向，不能反抗，于是先后搞错，就此埋没了《澄清堂帖》摄影本真相。其实，1910年摄影的这个无卷数的《澄清堂帖》，才是南唐祖本。

　　容庚1961年文章最后，对摄影本也有结论，原文是：摄影本气骨很清劲，但亦有单弱处。这个说法，就是他的鉴定原理出现问题，因为他没有核对全文，也没有把矛盾摆出来，下一个总判断，而是含含糊糊说，这个摄影本有优点，也存在缺点——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鉴定是在矛盾信息中，对着某一个信息下决断，而不是指望所有信息都符合心理预期，或者所有信息都指向一个结论。如果是那样，鉴定就太简单了。

　　[1] 齐学裘，《见闻续笔》卷八，第五，转引自容庚《澄清堂帖考》，《文物》1961年第8期

　　[2] 容庚，《澄清堂帖考》，《文物》杂志，1961年第8期

　　[3] 汪庆正，《董其昌法书刻帖简述》，《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pp337

　　[4] 容庚，《澄清堂帖考》，《文物》杂志，1961年第8期

　　[5] 容庚，《丛帖目》，香港中华书局，1980年版，pp163

　　[6] 董其昌，《戏鸿堂法帖》卷十六题跋，1603年。

　　[7] 王士祯，《易居录》卷九

　　[8] 退翁，《澄清堂帖题跋》，转引自容庚《丛帖目》pp165

　　[9]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八，pp10，转引自《丛帖目》#p#分页标题#e#

　　[10] 沈曾植，跋语，转引自，张彦生《善本碑帖录》pp183，中华书局，1984年版

　　[11] 张伯英，《法帖提要》稿本，未出版，转引自，容庚，《丛帖目》，香港中华书局，1980年版，pp167-168

　　[12] 容庚，《澄清堂帖考》，《文物》杂志，pp13，196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