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章：人文关怀与关山月人物画

　　在“岭南画派”创始人和一、二代传人中，以人物画见长的并不多见，黄少强、方人定、杨善深是其中的佼佼者。花鸟画是“岭南画派”最为擅长的画科，其次则为山水画。虽然如此，在包括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关山月、黎雄才、何漆园……等人在内的“岭南画派”诸家，在留下大量花鸟、山水作品的同时，也不乏造型生动的人物画，体现出多方面的艺术技巧。笔者在考察大量的关山月书画作品时，也深刻地体会到此点。(图1)

　　图1、1942年，关山月(右)和赵望云在成都切磋画艺

　　人物画虽然不在关山月艺术生涯中占据主流，但在其艺术成就中，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学者作过专题研究：李伟铭认为其民国时期的人物画，“传统的线描画法。仍然是他的主要选择”，“他在创作中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主要是通过环境氛围的烘托渲染——即发挥其山水画特长——而不是精到的人物形象的刻画来实现的”，其现实关怀是这一时期人物画的主要特色;而陈俊宇则认为这一时期关山月人物画，主要体现在“意义上的现实关怀和技艺上的革故鼎新”;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人物画，陈履生则认为“基本上是在教学的基础上开展的”，“不仅表现了他严谨的画风和深厚的功力，而且，也表现了他在教学岗位上的创作状态以及与他的主题性创作相关的联系”，“在表现生活和反映时代的主题中，几乎与历史的演进同步”;陈湘波则通过关山月在1954年创作的一件经典型人物画作品《穿针》揭示其在“人物画造型的发展和写实人物画造型教学的探索”……很显然，这些学者已经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对关山月的人物画进行了剖析与深入研究，奠定了关山月人物画研究的学术基石。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关山月整体人物画作以下探讨：

　　一、关山月人物画的承传

　　传统线描人物画与敦煌壁画是关山月人物画的艺术源泉，围绕这两个方面，关山月作了不懈的探索。从其三、四十年代的人物画中可看出这一点。

　　资料显示，关山月早在十六、七岁时，便经常为亲友祖先画碳相，说明关山月很早便掌握人物造型的技巧。这无疑为他以后的人物画创作创造了条件。和其他传统型人物画家一样，关山月以线描入门，奠定其坚实的人物造型基础。很明显，在其早年的人物画中，这种痕迹最为突出。而有趣的是，在其传统的人物画中，表现出的岭南特色也最为显著。江浙或其他地区人物画要么受李公麟以来的线描人物影响，要么受清代费丹旭、改琦等人影响，而关山月早年的人物画则有着清代中后期以来广东地区人物画家易景陶、苏六朋、何翀等人的影子，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作于1942年的《小憩》(关山月美术馆藏)，无论衣纹线条还是赋色，都与易景陶、苏六朋等人的人物画有一脉相承之处。现在并没有进一步的资料证实早年的关山月是否有机会接触易景陶、苏六朋等人的作品并受其润泽，但在关山月同门师兄黎雄才的人物画作的题识中，就提及曾临摹过清代乾隆年间鹤山人易景陶的作品，因此，关山月直接或间接与黎雄才一道同时受到易景陶的影响是在情理之中的。易景陶传世的作品并不多，在广东绘画史上的地位也并不高，影响也极为有限，因此，黎、关二人早年受其影响，可能完全是因为地缘关系或恰好有机会接触到他少量的存世作品。从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易景陶《骑驴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中可看出，人物的表情、线条及肌肤的颜色，关山月的《小憩》都与其有几分神似之处。无论师承哪家，关山月早年在刻划人物的“形”与“神”方面一直秉承“遗貌取神”的传统，因而使其人物画形神皆备。关山月在一首题为《形与神》的五言诗中这样写道：“若使神能似，必从貌得真。写心即是法，动手别于人”，显示其早年人物画的创作理念。(图2)#p#分页标题#e#

　　图2、关山月《老石匠》，68x87厘米，1942年，关山月美术馆藏

　　当然，关山月早年人物画的这种区域特色并未延续多长时间。1943年，关山月与妻子李小平及画家赵望云、张振铎等远赴甘肃敦煌，临摹壁画八十余幅，成为他人物画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和张大千、谢稚柳、叶浅予等人一样，关山月在临摹敦煌壁画中，使其人物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正如常书鸿先生所说，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关山月“用水墨大笔着重地在人物画刻画方面下功夫，寥寥几笔显示出北魏时期气势磅礴的神韵!表达了千余年敦煌艺术从原始到宋元的精粹，真所谓‘艺超十代之美’”，虽然这种赞誉不乏溢美之词，但据此亦可看出敦煌壁画在关山月人物画嬗变过程中的意义。

　　和其他很多临摹敦煌壁画不同的是，关山月不是简单的临摹和复制，而是在临摹的过程中不断融入自己的笔墨与创意。关于这一点，文化学者黄蒙田很早就已认识到。他认为，严格讲来，关山月不是在临摹壁画，而是在“写”敦煌壁画，“或者说临摹过程就是他依照敦煌壁画学习用笔、用色和用墨的过程，是学习造型方法的过程”，“有一种强烈的东西在这里面，那就是关山月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临摹的、无可避免地具有关山月个人特色的敦煌壁画”。因此，在关山月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中，我们已经很自然地感受到一种极为个性化的笔意：无论是写实的佛像如《四十九窟·宋》和《凤首一弦琴》，还是写意的歌舞如《三百洞·晚唐舞姿之二》和《二百九十洞·六朝飞天(一)》、《十一洞·晚唐》等，都是在敦煌壁画基础上的再创造。除了在构图与题材方面还保留着原始的敦煌壁画雏形外，其他如笔墨、颜色、意境等方面几乎完全是一种个人的笔情墨趣。(图3)

　　图3、关山月《凤首一弦琴》，36.7x27.8厘米，1943年，关山月美术馆藏

　　敦煌的临摹学习，对关山月以后的人物画创作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40年代后期他的系列组画《南洋人物写生》、《哈萨克人物》就是敦煌壁画风格的延续。所以，有论者认为，“可以以关山月早年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学习，来引证一代大师在建立个人绘画风格的道路上怎样奠定其基础”，这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