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绘画艺术不能忽视的历史背景与问题

　　绘画是观看与表现的结果，从古至今，人们看到什么，就描绘什么，想象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考，不过是看到的对象在绘画者大脑中的联想与延伸，这就是说，东西方在任何时期的“绘画”仅仅是彼时彼地的绘画者观看行为和对观看给予记录和改变的行为留下的符号或者图像。不同的文明背景自然提供着不同的观看和想象的内容，时间使这样的内容以及表现这些内容的方式具有一种稳定性与连贯性，经过数代人的积累和有上下文原因的变异，构成了观看、想象与表现(记录、描绘)的习惯，渐渐地，欧洲有了以后才出现的艺术史学科中的内容，中国有了记录书画人物与故事的书籍。知道这个基本的历史信息，就可以理解，背景的不同导致了观看、想象以及表现的差异，我们不应该将这样的现象视为难以理喻。可是，不理喻、抵制、甚至冲突的确在近代发生了，不同的观看、想象以及表现所产生的结果被牵连进了国家的政治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牵连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较量与冲突，甚至被牵连进了人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样的情形是在16世纪才渐渐显露出来的，并在最近一百多年来才形成尖锐的冲突和难以回避的恶果。所以，解决冲突并思考绘画的命运需要我们回顾一些基本的历史背景。

　　历史学家习惯将一个特定时间的问题不仅放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更乐于将那些被考察的历史事实与之前更远的——甚至超过了千年以致数千年——文明故事联系起来，这样考察问题的习惯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将已经发生的和正在经历的以及对未来的判断融为一个整体，以便于认识自己。在文明的起源或发展这个问题上，无论我们持有何种观点，人类不同族群总是在迁徙、遭遇中发现了新的地域与同类，从而获得对世界进一步的认知，这是人类自身所具有的创造力决定的。可以想象，在远古时期，人类不同分支之间从无知到交流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不过，即便我们冒着被指责概念滥用的危险，也最多将“全球化”的开始放在距今天只有500多年的地理大发现那样的时段。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观察的位置是在亚洲的中国，则可以这样来观看在全球化进程中她与世界的关系，来自极其遥远的葡萄牙人不仅早在1514年就与广州商人有了来往，且于1557年在中国的厦门建立了第一个半官方的商站，然而，生活在北京的官员与老百姓似乎对之没有任何特别的反应，至少，没有官方文献表明此时的中国朝廷对这类外来异族的动作有什么在意，在庞大的帝国眼里，“蛮夷”的这点活动根本不是什么事情，早在15世纪初期(从1405年开始)，中国的海军将领郑和就数次带领数百船只到达从马六甲和锡兰到红海口和桑格巴尔的各个港口，并以文明的方式赢得臣服和财富，郑和的船只是如此巨大和拥有充分的排水量(例如有些船有400英尺长，1500吨以上排水量)，以致有历史学家估计中国的船队很早就绕过非洲“发现了”葡萄牙，但是，与以后到达中国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航海远游不过是满足一下帝国庞大伟岸的自信心。实际上，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带着具体的目的开始敲响中国的大门，对于中国人来说，全球化的故事这才刚刚开始。[1]

　　当我们翻阅欧洲的扩张历史时，英国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获得世界影响力的时间已经是19世纪，彼时，“日不落帝国”给予了人们一个事实上潜伏着衰落基因的“全球化”扩张的幻象。这是一个在肉体和心理上发生复杂变化的过程，无论那些早期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人物心怀什么宏大理想，或者秉持改变被殖民国家野蛮落后现状的理由，由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科学进步与工业革命导致的殖民地扩张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灌输、强制、替代、冲突、反抗直至演变、衰落与新生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基本评估容易让人联想到1840年左右的日子，联想到1900年——一个更加复杂的全球化历史时期的开始，这一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出兵占领了曾经对“蛮夷”不屑一顾的北京。#p#分页标题#e#

 库尔贝 《石工》 1849年 布面油画 450×541.5厘米 私人收藏

高更《塔希提少女》

　　从16世纪到19世纪是欧洲文明迅速发展到在全球占支配地位的四个世纪，尽管在1900年之后这种地位事实上开始发生动摇，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暴露无遗，却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留着霸权的幻象。毫无疑问，在前面提及1840年和1900年并不简单是暗示世界的军事与经济形势：1855年，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发表了他的《现实主义宣言》，这位咄咄逼人的革命者将欧洲人的视线从神话与宗教故事彻底引向了视网膜触及的现实;之后，工业生产的锡管颜料导致了1873年在巴黎盖尔波瓦咖啡店里的“印象”派画家的涂抹，跟着，分别以圣维克托山、阿尔风景、塔希提女人为题材而知名的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进一步地袭击了人们的眼睛，欧洲人发现：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艺术传统即将解体。在此之前，欧洲观众已经习惯了文艺复兴以来由意大利艺术家建立起来的艺术模型：几何、数学、透视引导着人们的观看方式。如果机械地用时间来表述，从1900年代到1945年这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艺术以“现代主义”为名呈现出的历史现象构成了对全球艺术发展状况的提示，这不简单是说：我们可以在梵高的作品中看到浮世绘、在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的作品中发现非洲木雕，在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的绘画里目睹阿拉伯花纹，而是说，由工业革命引发的力量为冲破地区、国家和民族的藩篱提供了全新的观念与工具，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传统面临不可避免的挑战，而那些现代主义的反叛者完全脱离了文艺复兴时期确立的基本视觉准则，在这个过程中，改变视觉方式的观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西方的观众会看到这种以观念变化的逻辑打开的艺术天地将导致全面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