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文化演绎

　　“精神与品格——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展”的成功举办，把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发展里程。　　在两年的筹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一批令人瞩目的艺术作品，而且有效地进行了学术研讨。从欧洲19世纪绘画发展史上的“现实主义”的文化脉络的梳理，直逼“写实主义”与“写实油画”的本质特征；从中国油画发展史上的“写实油画”的文化肖像的剖析，揭示写实油画与中国油画的内在联系；从艺术发生论的视角，理解“写实”是一种基本的绘画方式；从艺术方法论的高度，阐述写实油画并不排斥“精神品格”；从艺术意象论的命题，探索写实油画的“诗化”；从艺术时空论的立意，关注写实油画的民族化；从艺术演进论的立论，把握写实油画的时代精神，从而舒展了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文化演绎，辨析着“现实主义”与写实油画、“现实”的觉醒与写实的形式、写实油画与中国油画、写实与具象、写实与意象、写实油画与精神品格、中国写实油画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国写实油画的传承性与时代性……　　中国当代写实油画呈蓬勃发展之势，亟待文脉绵延、实践深化、思考同步和理论引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与品格——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展”具有检阅创作成果和进行理论思考的双重指向。我们在对中国当代写实油画进行文化演绎时，全程回放了“写实油画”的发展历史，真切体验了中国写实油画之路的深沉跌宕，积极放飞了关于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一系列重要议题的理论思维，深切感悟到艺术实践的学术引领与理论思考的实践依托需要历史的牵引、从容的应对、智力的支持、综合的解读、方法论的奠基和双向的激荡。“现实主义”与写实油画　　要研究写实油画，不能绕过“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19世纪法国的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美术思潮。法国现实主义美术起于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之后，既指艺术的创作方法，也指艺术的写实手法。“现实”一词出于拉丁文，意谓真实、实在。一般说来，现实主义是指那种“如实”描绘现实可触世界的艺术形式，有时又称“写实主义”。多种辞书和许多理论工作者对于“现实主义”、“写实主义”都有过诠释，钟涵先生说得比较明快：它一方面指绘画的方式（或手法），从观察、构思到落实在画面上的操作与结果，都以可认知的客观事物形象为依据，由此出现画面外观实象性的特征（实象也称“具象”，以与“抽象”相区别）；另一方面指绘画的内质，重在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为基础，又同时重视内涵表现的现实性精神。这个方面所指的意义比前者更全面和深入，一般地被视为创作方法，在这样指称的时候，就常用明确的“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只是译法的不同）。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由于我们习惯于在美术学研究上作形式与内容二者的分析，不妨认为：一义重在形式上，“写实”是“具象”的和“再现”的形式；一义重在内容上，它主张以社会生活为主的真实反映和与这种反映相结合的尊重现实的精神，在这样使用时就可以明白地称“现实主义”。当然必须说明，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总是分不开的。在现实主义崛起的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受到关注，自然科学长足进步，人们开始静观现实生活，冷静务实成为时尚。现实主义在题材上抛弃了新古典主义的神话传说与古代英雄人物、浪漫主义的中世纪传奇、异国情调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把眼光指向现实生活，拓展了艺术创作的题材范围。在艺术表现上，它重视自然美和真实美，以追求写实手法为特点，如实地描绘大自然和反映现实生活，倡导对社会生活的评价，对普通人生活的关切，对大自然的亲切描绘。现实主义始于19世纪30至40年代的巴比松画派，得名于19世纪50年代的库尔贝画展，以客观性和典型性为基本特征，法国的现实主义迅速影响到荷兰、英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俄国、美国等国。从绘画史着眼，写实主义还“派生出了印象主义和自然主义，间接影响了象征主义，直接发展成世纪末思潮和超现实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和诸形式流派的总源头”。　　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为库尔贝、卢梭、柯罗、米勒、杜米埃等，这些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及其旷世之作撑起了现实主义的文化星空。写实主义提出的要反映当代真实生活，可以回溯到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大卫，如果追溯得更远，可以定格在西班牙画派（以委拉斯开兹为代表）和荷兰画派（以伦勃朗为代表），当然，那只是就“写实”而言，其中没有继承关系。在宗教无力解决社会问题和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放出异彩的新的社会大背景下，库尔贝顺应了人们企盼进步信念、渴望在艺术中看到自己生活的愿望，成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1855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美术展，库尔贝的《画室》和《奥尔南的葬礼》落选，他把已经入选的11件作品全部撤回，在蒙太奈街的棚室里以对抗性的个展相回应，在展厅门口的牌子上赫然写上：“现实主义，库尔贝，他的40件作品的展览”，并在画展目录上公开宣扬自己的艺术主张，这就是有名的《写实主义宣言》。库尔贝在《艺术是不能教的》一信中说：“最重要的，绘画艺术只能由表现这样的对象来形成：这些对象对于艺术家是显而易见和可以触摸的。……真正的艺术家，是那些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特征的人。倒退将一事无成，只能是纯粹的丧失。……同时，我还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绘画是具体的艺术，它只能描绘真实的、存在着的事物。它用的完全是有形的语言，其词汇都来自一切可见的对象。而抽象的物体，看不见的、不存在的对象，不属于绘画领域。” 　　现实主义问世以后，对于写实手法及其艺术创作方法，中外艺术家和学者的探讨从未间断过。有的认为，绘画之写实的要点有三，一须有质感，二须有量感，三须有实在感。有的认为，绘画理应在描绘社会现实生活、感悟大自然的生命、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精神状态方面开拓发展空间。在现实主义之后，尽管各种艺术流派纷呈，写实手法及其艺术创作方法仍有发展，只是发展形式有所不同。写实不是唯一的手法，而是常用的手法，它和其他艺术手法如象征、寓意、变形、夸张等一样，本身不能决定艺术品价值的高低，决定一件艺术品价值的是它们反映生活的深度。写实是写实油画的艺术手法，但写实油画比写实有更深刻的内涵。写实油画从写实主义的“历史深处”走来，但写实油画不能等同于写实主义。库尔贝是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写实主义却始于巴比松画派。关于“现实主义”与写实油画问题，有着很大的思维空间。　　写实油画与中国油画　　中国油画自落地之初起，就与“写实”和“写实油画”有着天然的联系，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肇始时期的中国油画就是“写实油画”。在中国油画的一路发展中，“写实”和“写实油画”始终与之相伴。　　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变革的历史紧密相连，它是伴随着西方自然知识和其他文化知识一起进入中国的。中国油画发展的起点，有据可查是从明代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在浙江宁波地区的双屿港建立贸易基地起，将油画这一艺术样式带入中国。稍后的万历年间（此时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油画发展史上重要时期），由于宗教的原因，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画有天主、圣母的油画作品带入中国。据记载，1610年游文辉的《利玛窦画像》已见写实手法，已有明显的明暗关系，由此可以推断，游文辉是中国较早学习欧洲油画的实践者。到了清代，不少西方传教士为宫廷所纳，其中以清康熙年间入京的传教士兼宫廷画师郎世宁为代表，他用西方油画创作理念来表现中国人物的《香妃戎装图》，开创了真正有中国内容的油画之先河。中国早期油画的发展大致有三条途径，一是传教士的文化传教，二是随之而来的宫廷文化对油画的容纳，三是在中西文化、经济交往中出现的“民间油画”。中国油画的起步从一开始就带有“写实”风格。有的学者从广东外销画研究入手，认为广东是中国油画的发源地，在那里可以找到中国写实油画最初起步的文化现场和艺术作品。有的学者从上海土山湾画馆的探索着眼，认为中国近代油画名家徐咏清、丁悚、周湘、张充仁、张聿光、任伯年等“都曾在这里接受过西洋美术教育。土山湾画馆的出现，是继北方宫廷中的西画中断，广州沿海‘外销画’之后油画在中土的再度崛起”。在中国油画发展的过程中，跨洋寻梦，有得西方现代派绘画风气之先者，也有得写实绘画之灵气者，况且两者不能机械分离。“洋务运动”促进西画在中国的传播，新兴美术教育的兴起带动了写实之风。西画群体的崛起也推动了中国写实油画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油画进入了一个曲折艰辛的发展时期。这一“艰辛”与民族苦难、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有意义的是大多数画家，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画家在这一逆境时期，在战火洗礼中，激发起了激情，真正体验到人生的痛苦和民族的灾难，在深入前、后方的经历中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这一代画家在血液中流淌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艺术与人生的激情，中国油画的发展被融入了重大的现实题材，增强了艺术创作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自觉地成为中国油画艺术的主流，艺术家们“以革命乐观主义为基调，描绘革命战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欣欣向荣的生活场景。明朗、准确、有力，成为许多画家共同追求的艺术境界”。写实的现实主义绘画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政治与艺术划一，直面现实的中国写实油画历经跌宕、扭曲、反思和理性思考的年月。其间有回归现实的“乡土情”，提倡用诚实的态度去刻画严峻的人生，去表现朴实的乡土题材，揭示生活在艰辛环境中的人们的炽热的温情和高贵的尊严。其间有对于中国写实油画的认真反思，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对于中国写实油画的新的认识和新的探索。　　写实油画一路走来，催生了西方现代艺术各流派，在中国油画诞生之时，也深刻地带有写实油画的艺术屐痕。或者说，在中国油画问世之时，无疑有印象主义及以后各种西方绘画流派的艺术影响，但从本质上说，中国油画在起步之时的基本特征是“写实油画”。中国写实油画的发轫与外国传教士的文化传教有密切的联系，当时传入的西方绘画不仅是油画，还有水彩、铜版画等画种，研究中国写实油画的起步，需要探索西方艺术在传入时依附于多种画种的艺术方法及其艺术精神。研究中国写实油画，还应探究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大背景，当年康有为虽然对西方油画发展史出现过误读，但对西方油画的写实问题还是有真知灼见的。他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盛赞拉斐尔的绘画为“笔意逸妙，生动之外，更饶香韵，诚神诣也”，“以其生香秀韵，有独绝者”，“生气远出，神妙迫真，名不虚也”，这些赞美之词均为“写实”。康有为推崇写实之“经典”，其言深切。陈独秀在《美术革命—致吕徵》中也说道：“画家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窠臼。”陈独秀关于“美术革命”和“写实主义”、“写实精神”的主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民主精神的弘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油画的发展过程中，不时有“本土说”和“外来说”的学术之争，“本土说”把中国油画的问世追溯到2000多年前用油彩作彩绘陶图案，学术问题仍可探讨。而就一般意义上说，探讨“写实油画与中国油画”，往往起始于传教士的文化传教。当然，近年来，还有著述论及古典写实绘画如何演进到当代“新具象”绘画，这应涉及中国写实油画的与时俱进问题了。　　关于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思维落点很多，受到关注的有以下几个议题：　　一、从艺术发生论的视角，理解“写实”是一种基本的绘画方式。艺术发生论告诉我们，艺术不能失缺对象，艺术思维有感而发，艺术方法从实践经验而来，艺术手法首先得益于具象及其联想，艺术发生具有客观性和实践性。依据艺术发生论，油画中的“写实”与客观对象紧密相连，其哲学认识、逻辑起点、文化特征、艺术手法和方法都与社会生活、自然客体、精神世界息息相通。在筹备“精神与品格—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展”的过程中，我曾在上海松江向靳尚谊先生讨教过油画中的写实问题。他明确地说，写实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艺术手法，其实，把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集于一身，也可以说“写实”是一种基本的绘画方式。具象写实，包括现实主义的写实方法是油画的基本表现样式。他接着说，我们可以作逆向思维，如果没有“写实”，如果把“写实”拒之于大门之外，那么，美术院校基础课如何上？写实不是唯一的手法，却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写实不是依样画葫芦，却是对客观对象的求真。写实不排斥其他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恰恰是综合写实和其他创作方法、艺术手法，才有艺术的多样性可言。没有写实，何为具象，何来抽象？靳先生在其他场合也谈到过：中国的现实主义绘画在发展之初，强调现实主义流派和情节性绘画。靳先生还不忘借鉴在西方油画发展史上的名家的经典写实方法。靳尚谊先生正是凭着扎实的写实功底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杰出代表。　　　　二、从艺术方法论的高度，阐述写实油画并不排斥“精神品格”。从艺术技法、艺术方法、论艺术方法到艺术方法论，是个整体结构，在艺术方法论的层面上，涉及艺术哲学、艺术精神与艺术品格。“精神与品格——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展”在选择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精品力作时，显然强调精神与品格的追求。艺术的创作方法是见精神品格的，在具体的作品中，作品的艺术手法也与精神品格浑然一体。写实油画并不排斥“精神品格”，也无法排斥“精神品格”，恰恰相反，优秀的写实油画必然离不开令人赞誉的“精神品格”。有了“精神品格”，才有作品的精、气、神。有的专家认为，现实主义应该是具有真实的外观和现实精神的内在的统一。欧洲古代大师确实强调细致观察自然，追求“逼真”客观的艺术效果，但任何画家的观察都有取舍，逼真也需提炼，一切成功的作品都要讲究“撮要、删繁、更加润色”等种种技巧，又都会盖上个人审美理想的烙印。有的学者倡导在作品中贯穿一种对民族性、对时代精神、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之情，表现出对崇高善良、美好人格的推崇。应努力表现尊重的人、敬仰的人、亲近的人、喜欢的人、有时代感的人，把这些人物营造在一种和谐、静穆的氛围中，借助笔下的人物传达自己的审美理念。这个理念是作为一个现当代艺术家，从古典主义传统精神中体悟到的最具生命力的境界与灵魂。这种思想境界在作品中，会聚着一种崇高人格的感染力。艺术家应登上独到的精神高度。　　三、从艺术意象论的命题，探索写实油画的“诗化”。艺术意象论研究艺术的意象转换，寻觅柔润，追求和谐，表达象征，融入浪漫，抒发情感，突显韵味。写实油画的意象化是个值得探讨的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表达为写实油画的“诗化”。范迪安先生在解读詹建俊先生的油画作品时所论述的“从象征写实到抒情表现”，涉及到写实油画的“诗化”的认识和思考。他认为，在《狼牙山五壮士》中，詹先生通过人与山的比拟造型，形成了这幅在当时艺术氛围中最有意象感和象征性的作品。在《高原的歌》中，晚霞中的藏女引吭高歌，落日的余晖衬映着逆光的身影，雪域充满着辉煌的意境，洋溢着诗情画意。詹建俊先生自己也坦言：我在画上主要追求的是表达精神和情感，不管什么题材和主题必须有感于精神，必须能表现出特定生活或对象中在内心所激发出的感情，并把它融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当中。我作品中的形象看来真实而具体，但它是经过同类形象有选择的概括创造，是以“神”再造过的形象了。我画中的景物多是在现实的基础上由“意”造出的。这样，有利于提升现实的艺术境界，突出赞颂人的美好情操，以及一切生命的活力。詹建俊先生把写实油画的意象通过艺术表现、作品布局、色彩处理、笔法运用等表现出来。正是这种作画的运笔原则和境界，使詹先生的写实油画具有“诗化”意象，有效地在写实油画中抒发了浓郁的人文情怀。　　在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文化演绎中，尚可探讨“从艺术时空论的立意，关注写实油画的民族化”，中国写实油画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统一的；“从艺术演进论的立论，把握写实油画的时代精神”，中国写实油画的传承性与时代性也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实践探索者有之，理论研究者有之，更多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求索。在结束本文之时，还需直言：不能狭义地理解“写实油画”，艺术家在进行写实油画的创作时，其过程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写实油画”这个复杂的命题，并非概要的阐述能够胜任。在“写实油画”发展里程的延续中，无疑会有进一步的议题和应对，依然会因实践推进的生动活泼而提高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而拓展新的实践空间。“别担心中国出不了伟大的写实油画作品”，历史已经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历史还会进一步作出回答。#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