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大地的“生命呼吸”：段正渠的油画艺术

　　在当代中国绘画中，段正渠是无可替代的。说他“无可替代”，是由于他所表达的人文精神，他所显示的艺术气质的独一无二。这种艺术上的独特性，对当代中国艺术在气魄和情调方面的缺失有所补充，有所强化。我们不必过分渲染段正渠的创作对于当代中国绘画的意义，随着当代绘画风格样式的多样化进展，段正渠的艺术风貌不是相形见拙，而是显出超越风格样式多样化形式的人文魅力。

　　本雅明曾经探究过传统艺术创作特有的魅力,拈出“生命的呼吸”这一说词，来形容诸如绘画、雕塑等传统形态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特殊感染力，它“冲破自身而出，又将自身包围。”用中国文化中习惯的说法，就是艺术创作中“元气”、“意象”和“意境”的综合。在欣赏段正渠作品时联想起“生命的呼吸”，是由于他的创作不同于时下艺术界的流行形态——既不是对某种技艺、习规或者功夫的演练，也不是对某种哲学观念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段正渠绘画的特色在于它表现了一种出自个人视角的生命形态，如同艺术史上常青不凋的那些作品，它们体现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方式，包括创作者自身的独特生活经验。

　　生长在中原大地的段正渠，对北方的土地和生活在北方土地上的人们，怀有深切的感情。特别是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一直牵引着他的心。从20世纪80年的开始，他一次又一次从郑州出发，踏上西去的旅途，到陕北高原山乡漫游。那里的人和自然给了他最初的创作激情，《山歌》(1987)、《红崖圪岔山曲曲》(1989)等作品成为观众认识他的开始。后来的《婆姨》(1990)、《东方红》(1991)、《走西口》(1991)等作品接连问世，段正渠与粗犷而多情的陕北高原成为中国当代画坛特殊的文化景观。但题材的特色并不是段正渠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中国绘画中，农民和乡村一直没有被画家遗忘。我们的绘画史上的农民和乡村，往往是以类型化的形式出现。其主流就是古代文人想象中的“渔樵耕读”，和现代革命意识形态所主导的“苦难”—“抗争”—“解放”模式。这种主流样式的形成应该归功于开创阶段的那些杰出作品，但后来者相沿成习，类型化的作品使观众麻木和厌倦。近半个世纪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创作，当推石鲁、赵望云等人的“长安画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美术家对此有所反思，“乡土写实绘画”所表现的遥远、孤独和纯真，曾使人耳目一新。但它也没能逃脱被摹仿、被大量复制的厄运。大量复制的必然后果是“非语境化”，由经验和记忆取得的心灵资源被无节制地反复使用，反复“消耗”，直至“贬值”。而段正渠的作品之值得研究和思考，在于他远离前人的图式，从自己的内心感情经验出发，试图对陕北高原的人与自然作心理层次的发掘。十年前我对段正渠笔下的陕北曾有如下感想——他的作品对于近年描绘乡土风情的油画创作仿佛是一种“刺激”和“骚扰”，这意味着既有艺术环境中出现了新的活力，这种活力并不来自陕北山乡生活本身，陕北题材也可以搞得萎靡甜俗。从当代绘画创作的全局看，段正渠在题材选择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选取相近题材的画家很多。段正渠与许多描绘陕北题材的画家之不同，在于他对北方乡土的观察与表现的出发点，既非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亦非出于绘画形式的需要，而是出于内心情感的需要。段正渠作品风格的基础，是他对乡土生活和表现性绘画形式感受的自由和新鲜。

　　段正渠从河南到北京以后，似乎什么也没有变。他依旧年年去黄土高原漫游，看望那里的农民，“从山上眺望缓缓流过的黄河，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眺望着。”但那些坐落在干旱、辽远的山塬沟壑间的村落，那缓缓流过黄土高原的河流依然使他激动，就像他初次来到“大沟”时的感觉一样。

　　段正渠近年创作，仍然围绕北方黄土高原的人和自然展开。他从人物肖像、生活场面和自然景象几个不同方面，对北方大地的精神气质作多角度多层次的开掘。这些作品与一般的肖像画、风景画不同，我们在这些作品里可以感受到画家面对他所钟情的人与土地时的心灵悸动。#p#分页标题#e#

　　黄土高原的人物形象，是段正渠近年创作的重点之一。在前期人物作品如《婆姨》、《出门人》、《大山歌》中间，他以单纯而强烈的手法传达山乡男女的粗犷和率真，以及在粗犷率真中透露的丰富人情。在粗壮的线条、深重的背景和形象的简约等方面，可以感觉到画家对乔治·鲁奥(Georges Rouault)后期风格的借鉴，他借鉴并发挥了鲁奥的庄严与神秘，但改变了鲁奥的阴沉和忧郁。

　　在后来的作品里，段正渠的个性化风格越来越成熟，特别是那些描绘陕北山乡生活场景的作品如《节日》(1996)、《北方》(2000)、《腊月》(2000)、《燃烧的树》(2001)、《远望》(2002)、《手电》(2002)、《镜子》(2005)、《旺火》(2006)、《油泼面》(2006)，生活的兴致和情趣没有被粗放艰辛的环境所压抑，深重的夜色也仿佛被温暖的人情人性加温。在被称之为“活得艰难，爱得痛苦”的陕北山乡生活画面中，我们可以品味出画家巧妙渗入中原文化特有的旷达与幽默，甚至难以区分哪些形象来自陕北山乡，哪些形象源于豫中平原。应该是童年记忆、个人气质和陕北高原的人情人性共同引导画家突破鲁奥式的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