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敦煌临画研究

释迦舍身图(二) 魏，作者：关山月，尺寸：23.9cm×30.4cm

　　引言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其中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的代表，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从公元366年，一位叫乐尊的和尚凿下了第一座石窟起[1]，直到元朝，石窟的开凿延续了一千余年。如今，乐尊开凿的那个石窟早已无法分辨得出，可经过风沙侵蚀仍保存着近五百多个洞窟，见证着1600多年的历史。

　　莫高窟在明代曾一度荒废，至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2]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当时敦煌无人认识洞内这批文物的价值，加上社会的动荡，腐败的清政府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只有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3]。莫高窟的珍贵文物流散到国外后，从客观上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

　　一百多年过去了，国内外敦煌学研究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在美术学方面的研究似乎没有引起当代美术家和美术理论家的足够的重视，也似乎没有和当代美术创作和理论研究发生应有的联系。

　　鉴于此，关山月美术馆根据自身的学术定位，在2004年底提出今年将举办“石破天尺——敦煌的发现与20世纪中国美术史观的变化和美术语言的发展专题展” 作为我馆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系列学术专题展览之一。展览以馆藏的关山月先生20世纪40年代初在敦煌临摹的80余件作品为基础，同时征集了与关老同时代的张大千、常书鸿、韩乐然等在20世纪40年代到敦煌考察美术时临摹的作品，以及他们相关的作品进行研究和展示，以具体作品为依据，立足新的视觉来研究和探讨敦煌艺术对20世纪美术创作的艺术价值及其历史意义，力求揭示中国美术承传与发展的互动关系。

　　本文拟主要对馆藏的关山月先生敦煌临摹的82件作品及其相关背景作为一个重点叙述，并对相关问题提出初步的看法。

　　一、关山月敦煌临画及时代背景

　　1943年初夏，关山月夫妇与赵望云、张振铎到敦煌莫高窟考察、临摹敦煌壁画，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临摹活动。目前，关于关山月这次临摹敦煌壁画的资料很少，能见到的只是他写的一些回忆和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收藏他的82张敦煌临画。通过对馆藏的关山月临摹敦煌画的作品做的基本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临摹作品所用的工具材料为现代的宣纸、毛笔、墨和颜料;尺寸都不大，其中尺寸最大的一张是《六朝佛像》75×16.5CM，最小的《一百二十五洞》19.1×26.4 CM，绝大部分为20×30 CM左右;按照敦煌壁画的分期，关山月敦煌临画基本涵盖了莫高窟各个时期的作品，具体包括：隋代以前的早期(发展期)作品34件，隋唐时期(极盛期)作品41件，晚期(衰落期)作品7件，这些作品基本体现出不同时期的敦煌壁画的特点;按临画的题材分类：表现出资造窟、塑佛画佛像的功德主、窟主及其家属等供养人的为21件，反映社会生活的10件，舞蹈3件，射箭1件，汉民族神话1件，鸟兽12件，山水2件，描绘释迦牟尼佛过去若干世忍辱牺牲，救世救人的善行的本生故事画3件，描绘释迦牟尼佛今世从入胎，出生，成长、出家、苦修、悟道、降魔、成佛及涅般等被神化了的传记性佛经故事2件，佛像14件，飞天6件，伎乐天6件;从画面表现手法来看，白描15件，其中包括4张用朱砂勾线的，其他都为水墨设色，全部临画题款所用的洞窟编号为张大千编号[4]。由此可以看出关山月的临画多数选择了与社会生活相关的题材，这种选择反映了他对不同时期敦煌壁画的认识和价值的判断，也体现了关山月敦煌临画的个人特色。#p#分页标题#e#

　　关山月的这批敦煌临画，经过60多年还能够被保存下来实在不易，据他回忆说：

　　“战争年代，这批临画曾和其他作品在成都、重庆展览过。日寇投降后，曾先后在广州、上海、南京展览过。七十年代也曾先后在北京、长沙和成都展览过。记得1944年第一次在重庆展出时，美国新闻处曾提出以重价收购，由于它是我和妻子用血汗换来的难得古代艺术资料，我们对它有感情，虽然生活困苦也不愿割爱;在‘文革’期间，我又冒着风险把它和几件精美而心爱的潮州木雕一起藏到卧室的天花板里，深怕红卫兵抄家时把这些珍藏的艺术品作为‘破四旧’毁掉，至今侥幸尚存，真是谢天谢地!”[5]

　　作为画家最早到敦煌进行研究考察和临摹是李丁陇[6]， 1938年冬，他和13名同学，计划沿着唐玄奘西行取经的路线步行去敦煌，中途其他的同学慢慢的都放弃了，最后他和一个家在敦煌的同学刘方历尽艰辛到达了莫高窟。李丁陇在莫高窟一直呆到次年6月才回到西安，他在莫高窟完成了宏大浩繁的《极乐世界图》临摹草稿和一百多张单幅画，以及一批飞天、藻井、佛手图案和草图。1939年8月，李丁陇在西安青年联合会举办了 “敦煌石窟艺术展”，在当时引起轰动。1941年初，李丁陇又到成都和重庆办了展览，并与张大千相识。正是因受其影响，张大千也产生了要去敦煌的打算[7]。张大千是1941年5月底到达敦煌，1943年6月中旬从榆林窟离开，在敦煌历时二年考察、临摹壁画。其间，张大千除给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编号外，还记录撰写了二十余万字的学术研究著作《敦煌石室记》(初稿)，临摹了各个时期敦煌壁画二百七十六幅[8];同时，谢稚柳先生[9]也因张大千的邀请来到敦煌做敦煌石窟的记录、考证工作，后来完成《敦煌石窟艺术叙录》[10]。成立于 1940年8月，以王子云[11]作为团长，由历史、考古和美术方面的专家组成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12]，作为政府派出的机构也于1941年10月到敦煌，因为经费拮据，考察团实际到达敦煌的仅有王子云、雷震、邹道龙三人，他们开展了调查研究和临摹工作，摹写了一批各时代壁画代表作，还拍摄了一批千佛洞的照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完成在敦煌的考察、临摹工作后，于1943年元月，在重庆中央大学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后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央图书馆展览一星期，各媒体广泛地给予了报道[13]。1942年9月，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呼吁下，由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为秘书，张庚由、郑通和、张大千、窦景春等任委员[14]的国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1943年3月24日，作为国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常书鸿带领李赞廷、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六人到达敦煌莫高窟，正式将敦煌莫高窟收为国有[15]。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16]。虽然目前没有材料显示关山月的敦煌之行和这些事件有关系，但这些关于敦煌艺术的重要展览活动和事件，却的确是关山月敦煌之行的社会时代背景。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关山月到西北旅行写生以及到敦煌考察石窟艺术和赵望云先生[17]有着直接的关系。关山月在《同行如手足，艺苑赞知音——观〈赵望云画展〉感怀》[18]一文中回忆说：

　　“我跟赵望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那是一九四一年，我在重庆开画展的时候，他来参观了画展。或许是由于我的画反映的内容跟他所作有共同之处吧，我们真的是一见钟情，一见如故。”

　　接着关山月还写道：

　　“当时我们都很穷。赵望云说西北有他的熟人，提议我们到西北去旅行写生。这样，在一九四二年春，我、我爱人、张振铎和赵望云四人一起，先到西安，又从西安到兰州，在西安和兰州一起开画展，筹划盘缠。之后，我们一起骑着骆驼，以西瓜当水，锅魁作粮，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走了一个多月，出了嘉峪关，登上祁连雪山，当我们来到敦煌这一艺术宝库的时候，正值张大千刚刚撤走，而常书鸿则刚到任，临摹条件异常困苦。我们一起趴在昏暗的窑洞里临画(他羡慕我有爱人秉灯相助，可以临得多些)，我们一起喝那带咸味的党河水，我们一起在千佛洞前的杨树林里捡野蘑菇，中秋之夜我们一起在旷远的大漠上赏月。白天画累了，在静寂的夜里，我们一起坐在石板上，听着吱吱的风沙声夹着远处的驼铃，交谈着艺术感受和绘事见解……#p#分页标题#e#

　　在敦煌前后二十多天，和河西走廊一来一往两个多月，使我有机会看到了古代的宗教艺术，大西北严峻的面貌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为我日后的创作实践(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关山月在这段文字中写到：是“1942年春”动身去西北的。而在下文中又提到“当我们来到敦煌这一艺术宝库的时候，正值张大千刚刚撤走，而常书鸿则刚到任，”而实际上，张大千是1943年5月1日离开莫高窟到榆林窟，6月15日离开榆林窟[19];常书鸿一行到达敦煌莫高窟的时间是1943年3月25日[20]。因此，可以肯定，关山月夫妇与赵望云、张振铎实际上是1943年[21]初夏从成都出发的，途中还分别在西安、兰州举办“赵、关、张画展”筹集旅费[22]，然后坐车经张掖、酒泉，出嘉峪关再入祁连山，深入到祁连山的藏族和哈萨克牧区，体察西北少数民族牧民的风俗民情，写生作画。等到了敦煌莫高窟，已近中秋，刚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书鸿先生热忱地接待了他们。[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