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艺术的文化逻辑及其与抽象绘画的关系

　　就格林伯格早期的批评而言，和此前一些形式主义批评家如罗杰·弗莱(Roger Fry)、阿尔弗雷德.H·巴尔(Alfred H.Barr)最大不同的地方是，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批评是从前卫艺术理论的框架中衍生出来的。1939年，格林伯格在《党派评论》上发表了《前卫艺术与庸俗文化》一文。在间隔了四期以后，《走向更新的拉奥孔》也在1940年6月至8月号上得以发表。用批评家克拉克(T. J. Clark)的话讲，“这两篇文章为格林伯格后来作为批评家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勾划了自1850年——可以说是自库尔贝和波德莱尔以来——一种文化理论与历史的主要线索。”[1]同时，也正是依靠这两篇文章，格林伯格不仅形成了他早期的前卫艺术理论，而且使抽象艺术成为了前卫艺术合法的“代言人”。

　　(表格1)

　　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是，格林伯格是如何认识前卫文化，又是如何将其放在资本主义文化的体系中予以讨论的。在《前卫艺术与庸俗文化》一文中，格林伯格认为，前卫和庸俗文化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二者彼此对立。(见表格1)

　　之所以会产生前卫文化，是因为资本主义文化内部产生了一种堕落的庸俗文化，格氏将其称为“亚历山大主义”(Alexandrianism)。正是出于对庸俗文化的反拨，前卫文化才得以催生。前卫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期，而第一批前卫文化的捍卫者则是那时的波西米亚者，他们是当时欧洲先进知识分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是诗人和艺术家。而且，“在年代的顺序上——也在地理位置上——前卫文化与欧洲科学革命思想的第一次突飞猛进同时发生，这并不是偶然的。[2]显然，在格林伯格看来，前卫文化从出现之初就开始担负着双重的使命，既要反传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封建文化)，又要对资本主义文化内部的孪生兄弟——庸俗文化(包括学院艺术)展开批判。为了进一步阐释前卫文化的使命，格林伯格对资本主义内部的文化形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见表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