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

　　我在去年底《今天我们为什么依然要喜爱当代艺术——也谈建构当代中国艺术的核心价值观问题》[①]一文中，首次对近一年来国内艺术界一些学者在访谈或著述中每每提及的中国当代艺术在价值观和内容上的特征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担忧。为此，我在该文中专门用一定的篇幅探讨了“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名词概念和一种艺术实践，在中国最近二十年来生成和发展的实际情境，指出描述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观和内容特征，不能不首先考虑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事实和语境，任何艺术批评不能脱离艺术实践的历史语境，任何价值观的梳理不能不面对既有的事实实践。在最近完成的为2009年“第四届成都双年展”图录撰写的《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多元化叙事方式》论文中[②]，我又具体从话语叙事方式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当代艺术中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和抽象观念风格的形式主义叙事手法，都是艺术家主体在意识和观念的层面上建构自己与现实生存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努力。我特别在论文的结尾部分强调：“对艺术叙事方式和方法的研究和探讨，与这种工作在中国具体社会背景下被理解和被使用的方式是存在着重要区别的，因为一旦我们从包括艺术叙事在内的艺术象征形式进入到它的社会运用，那么，我们就必须面临它在中国社会背景下被用于建立特定价值观和规范化的社会共识的复杂性。”[③]

　　现在，我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观问题在进入社会运用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现实和理论困惑与争议，做进一步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以期比较全面和准确地描述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的全貌，从而表明任何学术命题的提出决非主观愿望和情绪所能左右，必须首先明确该命题的逻辑自恰性。

　　价值观问题提出的背景分析

　　正像上面提到的，价值观问题只有在艺术作为一种象征形式被带入到社会运用领域里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来。换句话说，价值观问题只有在对同一社会内部的不同艺术象征形式之间或者不同社会的艺术象征形式之间进行比较和分析的时候，才会突现出来。单一的艺术象征形式，即单一的艺术作品的视觉符号，其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尚未上升到思想观念和原则规范的层面。因此，价值观总是在具体社会这样的背景和语境的运用中形成的。

　　那么，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问题是如何被带入到中国的社会背景中的呢?

　　一、现实背景分析

　　这首先与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经济体有关。最近据预测，中国的经济今年年底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也就是说，中国最近30年经济的发展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所以对文化上国际形象的诉求就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可是何种艺术的象征形式能够体现出这种文化上国际形象的诉求呢?我们今天用何种文化的形象来与这世界上其它民族、其它国家进行分享，或者进行沟通，或者争夺一席之地呢?再具体点讲，什么是可以和西方沟通的艺术媒介及艺术语言形态呢?是那种传统的民间艺术、传统的民间文化吗?多年来艺术交流的经历已经向我们证明，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传统的水墨、传统的书法，传统的篆刻等等，不能成为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形态，无法作为一个公分母来被人分享。而油画、雕塑、摄影，包括一些新近的艺术媒介，从媒介角度来讲是可以和西方进行交流，因为它们正是今天世界范围内当代艺术普遍使用的艺术媒介与语言形态。我们今天知道要用英文来和西方人交流，因为英文随着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兴起，成为世界最主要的交流语言。我们不可能简单地认为持何种语言的事实中存在着霸权问题，存在着话语权的问题。语言本身是用来交流思想，是用来分享思想成果的，世界上的人们为什么在现阶段普遍使用这种语言而不使用那种语言，是因为语言背后所体现的一系列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p#分页标题#e#

　　我们使用这些从西方传来的艺术媒介，并且借鉴其艺术语言形态，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照搬、照抄，也不意味着这些艺术媒介和语言形态本身是僵死和静止不变的。实际上正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借鉴、引资以促进和转化自己的研究开发一样，我们的文化艺术也一直在和西方碰撞、交流。碰撞交流的结果自然是要寻求自身的一种形象。所有中国艺术工作者都希望通过学习、借鉴和交流，寻找到再造中国当代艺术新形象的有效路径，希望中国自己的艺术能够经过当代文化的转换，形成一种当代艺术形态，能够立于世界当代文化之林。

　　如果我们把眼光回溯得更远一些，就会看到，这种想树立自我形象的文化诉求，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因为早在古代，我们的文化就始终处在与异域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吸收的过程中。佛教不是中国原产的宗教，佛教从东汉开始传到中国来，一直到唐代中期，经过了几个世纪，才融会为一种中国自己的宗教，其造像艺术的语言形态，才形成了丰腴圆润、优雅怡然的中国艺术形象。在此之前，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其造像风格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异域民族的文化色彩。如果说对佛教的吸收和再造，是两千年前在一个共同东方的语境里进行的，历时6个世纪，那么，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东西方跨越万里空间的碰撞和交流，何时能够出现一种新的符合中国自身的艺术象征形式呢?我们当然不会再需要六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因为今天世界的交流途径和速度远非一两千年前可比。

　　因此，我可以理解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作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概念，被一些人提出来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焦急迫切心情，甚至包括塑造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的策略需要[④]，因为我们每一个中国艺术工作者，都生活在这样的现实社会环境之中，这样的思考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和进行着，因此提出这样的问题有着非常现实的土壤。可问题首先在于，这个价值观究竟在哪里?它以何种形式被呈现出来，它是否适用于所有今天同时代的艺术，而不是有所具体所指?面对一个无限放大的“当代艺术”，这个价值观是否还具有具体鲜活的内涵?[⑤]在无边的“当代艺术”面前，这个价值观还能否被具体地描述出来?

　　二. 学术背景分析

　　其实，价值观问题，包括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形象问题，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的。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发展历史看，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和艺术界就开始出现了关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当时的讨论，早已大量涉及到身份认同的问题，价值认同的问题，以及中国艺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自己的形象，等等。身份认同的背后就是价值归属的问题。所以说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的问题，在十几年前，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中间就已经包含了很多理论上的思考和争论。[⑥]

　　当然，当时讨论“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在艺术界的主要缘起是因为中国艺术家开始受邀参加各种国际性的重要艺术展览活动，而从更加广泛的社会整体层面来看，其主要缘起是媒介的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即网络宽带等信息化技术发展带来的传播，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当代大众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如果说，十几年前开始的讨论，起初还透露着各方面人士的担忧和焦虑的话，那么，今天这样的话题重又提起，就不再简单地是围绕着要不要参加国际展览活动，或者更大范围讲不再是围绕着传播媒介的合法性和技术性层面纠缠不清了。我们大家现在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出国参加展览，我们也都在使用并享受着这些媒介技术，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使用新出现的各种媒介和技术进行艺术创作。面对这些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究竟是什么又勾起了我们这样的话题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打造”出一种可以辨识的艺术象征形式或者说国际形象呢?这种形象能够被有组织地设计出来吗?如果能够被设计出来，它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呈现呢?#p#分页标题#e#

　　当艺术媒介、语言、风格和形态不再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优劣高下和相互交流的屏障的时候，决定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和异质性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看来，我们缺少的是“文化软实力”，也就是超越科学技术甚至超越文化媒介形态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即文化艺术内在的精神、内核上的品质。而从文化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术语表述出来，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符合当代艺术实践的“方法论”。而个别学者更是将这种缺乏提升为尚待证明的“价值观”的高度，并且拿出的“灵魂”论来比喻。[⑦]

　　正像十几年前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争论那样，今天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问题被一些学者多次触及甚至被个别学者反复提出，从问题提出的逻辑方式看，其实依然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把非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以及非中国的个人或组织机构，所发生的支持、展览、购买和拍卖中国当代艺术的行为和活动，对象化、异己化甚至妖魔化。在这些学者的潜意识中，非中国的当代文化现象、个人或者机构组织，作为中国的“他者”，有其强势的“国际形象”、“方法论”、“价值观”和“灵魂”，正是这些后者决定了非中国的当代文化在今天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因此，今天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若想超越非中国的其他当代文化，或者要与其他文化平起平坐，就必须自主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灵魂”。我们可以看到，十几年前国内学术界强调弱势文化的多元性和边缘性，以此对西方中心文化构成一种批判性和解构性，拒绝文化一体化，即西方化，或者更准确叫美国化。那么，今天这一系列学术内部理论思路的出台，更希望以此来“颠覆”[⑧]非中国的“他者”文化的理论支撑，从而在学术的内部核心部分找到超越于西方的软实力。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在文化的地理地缘、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上，我们的一些学者过去十几年来习惯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便是在文化内部的理论建设和价值取向上，他们也总是愿意预设出一个尚待证明的自主主体以及一个不证自明的客体“他者”。也就是说，西方学术界现代以来所反对和反复警醒的二元思维模式，在东方的中国却经常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出来，尽管后者在学术渊源上清楚地认同对二元模式的抵制。也正是中国学术界在思维模式上的这种反复无常和随机性，容易在进入社会运用时浸染上浓厚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所以像“价值观”这样根本性的课题，就必须格外谨慎和尽量清楚明白地界定和讨论，否则，只能是个别学者进行所谓漫无边际的随意性批评的托词，并无实质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