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章：“南张北溥”与文人画

张大千（右）与溥心畬

　　张大千(1899—1983年)和溥心畬(1896—1963)都是上世纪中国山水画坛的风云人物。二十世纪前期，他们在艺术上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于近代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人自从在1928年经近代诗人陈三立(1853-1937)引见在北京相识后，便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交游。但他们的名字真正连在一起、代表了当时中国山水画坛最高成就则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事。

　　当是时，传统绘画大师陈师曾于1923年去世后，中国主流画坛派别分歧。各家各派多各树一帜，群龙无首。此时，北京之溥心畬自戒坛回到城中，出手惊人，俨然马远、夏圭风貌，颇具古典气质，因而名声鹊起。而此时张大千二十余岁，刚刚从日本回国，崭露头角。两人天赋极高，各擅胜场，但其身世却迥异。张大千出生布衣，经历坎坷，所以自称“蜀(俗)客”、“大千居士”，而溥心畬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曾留学德国，一出生即是皇亲贵胃，所以有印曰“旧王孙”。但两人在山水画方面的造诣却是异曲同工。他们中一个主南宗，兼写北宗;一个主北宗，偶写南宗。一个写山水乱头粗服，一个则雍容富贵;从地域上，他们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基于此，1935年8月，北京琉璃厂集萃山房的经理周殿侯首先提出“南张北溥”之说。随后，画家于非闇写下了一篇《南张北溥》的短文，发表在《北平晨报》之画刊，文中写道：“张八爷(指大千)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指心畬)是图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晚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儿……”。“南陈(陈洪绶)北崔(崔子忠)”、“南汤(汤贻芬)北戴(戴熙)”分别是明清时期南北并驾齐驱的画坛领军人物，将张大千、溥心畬与他们相提并论，甚至说比他们“还要高一点儿”，说明二人在当时的地位。另一位署名“看云楼主”的也在《网师园读画小记》中称“海内以画名者众矣，求其天分高而功力深者，当推张大千、溥心畬二家……大抵心畬高超，而大千奇古;心畬萧疏，而大千奔放”。从此，“南张北溥”之名不胫而走。虽然这种称谓最初也许只是出于商业目的的需要，但随着二人在中国主流画坛的影响及在画坛地位的确立，最终使他们无可置疑地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山水画坛的两座重镇。

张大千《新安江行舟图》，纸本设色，吉林博物院藏

　　张大千和溥心畬都是传统的中国文人。他们在诗词、书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都有诗词、文集行世。在绘画方面，他们都能将传统文人所高扬的笔情墨趣与思想情感通过高山流水、茂林修竹、溪山高逸、丹枫古寺、群峰积雪、深山藏寺等传统形式表现出来，具典型的文人画格调。陈师曾在《文人画的价值》一文中谈到“文人画”时说，所谓文人画，“就是画里面带有文人的性质，含有文人的趣味，不专在画里面考究艺术上的工夫，必定是画之外有许多的文人的思想，看了这一幅画，必定使人有无穷的感想”。在两人的画作(尤其是山水画)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离现代人已经有些遥远的文人趣味，如张大千的《望坡岩图》、《仿大涤子笔意图》、《荷花蜻蜓图》、《东坡笠屐图、《薛涛制笺图》》和溥心畬的《鲍照诗意图》、《对弈图》、《尚友图》、《巨峰琼楼图》等，传统文人那种寄情山水、借喻人物、依托花鸟来抒写胸中臆气的品格得到生动再现。所谓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他们的绘画及其题诗便是文人画的典型范例。也正因为如此，当1963年溥心畬在台北作古时，当时海外媒体称之为“文人画的最后一笔”;而二十年后，张大千亦在台湾仙逝，台湾著名作家高阳也说：“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典型，从此而绝”，足见两人代表的正是现代传统文人画的典范。#p#分页标题#e#